A. 開頭出來是一條蛇游到城市裡變成一個女人...後來和一個男人產生了感情生出了好多蛇蛋..那部電影叫什麼名字
白蛇傳！！恩恩！！=。=||
白蛇來到杭州變成女人！~~後來和許仙（男人！！）產生感情生了許世林！！！
囧rz
B. 恩里克·伯格曼是怎麼成為著名導演的
1918年7月14日，恩里克·伯格曼出生於瑞典烏普薩拉的一個具有濃厚宗教氣氛的家庭。父親恩里克·伯格曼是位虔誠的路德教徒，曾長期擔任牧師。母親是一位上層階級出身的小姐，任性而孤僻。父親對伯格曼的管束嚴厲到臻於殘忍的程度，伯格曼的童年生活籠罩著一種嚴峻、壓抑的氣氛，這一切對伯格曼後來的創作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伯格曼從小就好幻想。他自己說，有一次，聽到鄰居家的鋼琴聲，他就突然想像到維納斯站在他的窗前。也許正是他非凡的想像力，才使他導演的片子獨具風格。有位評論家曾這樣說，「想像力與銀幕動作的完美結合，是伯格曼電影的一大特色。」好幻想，對社會與家庭的叛逆心理，舉止隨便，不重衣冠，這些都是伯格曼的與眾不同之處。從1948年起就為他擔任攝影的古納·費雪曾這樣描述與伯格曼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有一次，我們在辦公室審片，進來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進門後一言不發就往地板上一躺，拿胳膊當枕頭，半個小時連一聲都不吭，最後也不與人說聲『再見』就走了。」
1937年，伯格曼進入了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文學和藝術史，他閱讀了大量莎士比亞和斯特林堡等著名戲劇作家的作品。同時，他經常出沒於學校的學生業余劇團，編寫劇本、導演戲劇、飾演角色，大學畢業後在哥德堡、赫爾辛堡、斯德哥爾摩皇家劇院擔任過戲劇導演，這為他日後的電影編導生涯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44年伯格曼寫出了第一個電影劇本《折磨》，尖銳地抨擊了瑞典的學校教育制度對學生的粗暴、專制和殘酷壓迫，由阿爾夫·斯約堡拍成影片。1945年伯格曼執導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危機》。50年代初，伯格曼在電影藝術上成熟起來。50年代中後期，隨著《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魔術師》等影片的拍攝完成，伯格曼躋身於世界著名導演的行列。六七十年代，伯格曼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用攝影機窺視人的靈魂，如《沉默三部曲》，即《猶在鏡中》(1961年)、《冬日之光》(1962年)和《沉默》(1963年)，以及《假面》(1966年)、《恥辱》(1968年)、《呼喊與耳語》(1972年)等等。這一時期，伯格曼多採用室內心理劇的結構形式，在看似狹小的空間里展示人的內心無比廣闊的時空變幻。1977年伯格曼拍攝了反法西斯影片《蛇蛋》，1978年拍攝了他的最舞台化的影片《秋天奏鳴曲》，描寫事業與家庭的矛盾、母親與女兒之間的隔膜，以及她們之間又愛又恨的相互關系。影片由英格麗·褒曼主演。1981年，伯格曼著手拍攝他自稱為「最後一部影片」的《芳妮和亞歷山大》。這是他人物最多、情節最復雜、規模最大、視野最廣闊、拍攝費用最昂貴、放映時間長達3個多小時的影片。這部影片有60個有台詞的角色，1200個群眾演員，是一部把喜劇、悲劇、滑稽劇和恐怖片熔於一爐的家庭紀事。伯格曼過去影片中的主題和人物，以及一切他所迷戀的事物都重復出現在這部影片里，他自稱這部影片是他「作為導演一生的總結」，是「一曲熱愛生活的輕松的贊美詩」。
人們認識伯格曼大多是因為《野草莓》。這是一部非常老的片子，早在1953年拍成，是一部黑白片。在這部片子里我們可以見識到伯格曼先於其他同時代電影導演所採用的拍攝手法：片頭的夢境在影片中不停地穿插，回憶與現實相互糾纏，難辨真假。
整部電影是以主人公教授先生和他的兒媳在去領獎途中所引發的回憶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為基本脈絡，精確地描繪出一個一生都冷酷無情的老人在垂死之前幡然醒悟的心理轉變過程。老人在事業上可以稱為是一帆風順、卓有成就的，這通過他在加油站所受到的尊重可見一斑。但他在對待家人的態度上，卻採取一種冷漠的態度。如年輕時對自己的表妹總是抱以一種調戲的態度，到老時方知當時的愚蠢；對兒子和兒媳的困境置之不理，逼其還錢；對妻子的需求和慾望漠然視之，導致她在感情上另尋出路；對忠誠的老保姆動則不滿，百般挑剔。電影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途中一對夫婦的爭吵。伯格曼對這對夫妻之間忍無可忍和恨之入骨的狀況的刻畫，簡直是入木三分，令人不寒而慄。當丈夫說「我有我的天主教，她有她的歇斯底里」，並且當眾嘲笑他的妻子的眼淚時，那個妻子因實在無法忍受而當眾摑丈夫的耳光，觀眾彷彿感同身受，同情的對象在不到幾秒鍾的時間內由妻子轉為了丈夫，深刻體驗了一回伯格曼掌控觀眾情緒、隨意拿捏觀眾感受的精妙導演技了。途中搭順風車的小姑娘，是這部電影的亮點之一。她讓教授回憶起他的表妹，並且在途中為大家帶來許多歡樂。臨別的晚上，她帶著兩個男友，在樓下為教授深情地演唱一首情歌，使人於她頑皮和粗心的個性中，看到一個女孩子的細膩和善良。當然她對愛情的處理方式令人不敢恭維，但兩個男孩子的爭風吃醋和對上帝的爭論，也為電影掀起了一個小小高潮。電影的結尾總算差強人意，老人順利地領到了獎，兒媳和兒子重歸於好，老人終於不再懼怕噩夢，可以安然地入睡了。
這是伯格曼早期的電影作品，以冷峻粗獷的理性風格著稱，猶如北國凜冽的寒風，直撲問題深處，簡潔而深刻但卻失之過於硬朗，所探討的又往往是人與上帝、人的原罪與現世苦難、死亡陰影下的生存這樣一些過於形而上的重大難題，影片因負荷過重而略顯單薄，這在其50年代的作品如《第七封印》、《處女泉》中表現得更為清晰。這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卻難言愛意的「老」伯格曼，彷彿《野草莓》中的沉默老人。
20世紀60年代，伯格曼在電影創作和個人思想上都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危機，他從冥想玄思的天空疲憊不堪地退回親切現實的人間，超自然的主題黯然退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道：「我與整個宗教上層建築一刀兩斷了。上帝不見了，我同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樣成了茫茫蒼穹下獨立的一個人。」巴赫簡潔而嚴謹的音樂正是在此時闖入了伯格曼的理性世界。伯格曼當時甚至動過放下手頭一切工作同瑞典音樂史家科比一起深入研究巴赫的念頭，雖然出於種種原因未能付諸實踐，但巴赫宏大浩瀚的音樂，尤其是那些虔誠單純的慢板作品無疑給伯格曼中後期創作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猶在鏡中》、《沉默》、《安娜的受難》、《假面》、《呼喊與耳語》等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巴赫的音樂。從豐實的《大提琴無伴奏組曲》到純凈的《哥德堡變奏曲》，巴赫的音樂作為復調音樂的典範，有著近乎完美的內在均衡和音樂邏輯，讓人懷疑是周密計算的產物。音樂對巴赫而言是達到上帝的「隱蔽的理性經歷」，這正契合了伯格曼內在的理性關切。但巴赫音樂作為如「宇宙本身一樣不可思議的本體現象」(史懷哲語)，它無疑意味著更多的東西，一種寧靜而純粹的情感，創造出柔和溫暖的感性氣氛；一種克制的情感表述，柔化了伯格曼電影中的粗硬線條，將那些抽象的理性思考默無聲息地轉化為靈魂親切的低語，緩緩浸入心靈深處。
姑且以《呼喊與耳語》一片為例去體驗巴赫簡單優美的旋律賦予伯格曼思辨電影獨特的感人力量。這部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細致地刻畫了4個性格迥異的女人：行將離世的安內斯，姐姐卡琳和瑪利亞，還有女僕安娜。孤獨痛苦與不可交流仍是影片的主題。貫穿全片的是不可辨識的耳語與悲痛欲絕的呼喊，而伴隨著那不知所雲的耳語的正是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第五首中的薩拉班德舞曲。近於人聲的大提琴詠唱猶如醫生深沉的嘆息，在一片黑暗與孤寂之中輕輕地慰藉受傷的靈魂，撫平心靈的孤獨與憂傷。畫面中，甚少交談的卡琳和瑪利亞緊緊地抱在一起。從劇本中我們知道她們相互用親柔的話語回應對方，然而在電影中，音樂超越了話語的力量，架起靈魂之間相互交流的橋梁。這是姐妹兩人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巴赫溫和的音樂猶如清澈明凈的小溪緩緩流人內心深處。一切該撫平的都撫平了，唯一永恆的是對個體真誠之愛的深深牽掛和人性的和諧之美。
當語言無力，音樂就成為繁復而又「直接」的信息傳達方式(在角色之間或者是在角色和電影觀眾之間)。伯格曼電影配樂，正如利文斯頓所指出的：「能『觸』到影片所有的地方，觸摸到希望、承諾和孤獨。這種接觸或短暫，或持久，或膚淺，或真實。」伯格曼「不相信語言」，他認為音樂更為「可靠」，它是「最完美的符號」。不像其他的導演將音樂看作是次要的形式，僅僅為了支撐和充實電影敘事，伯格曼的電影音樂本身就是一種敘事(雖然是無言的)，在他其餘的作品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形式。伯格曼總是確保我們能得到所有必需的信息，又能欣賞到他精湛的電影技巧。他的作品總能呈現出一種藝術的美感，自覺地將注意力集中到電影的藝術結構上來，特別是「油畫般」的閃回鏡頭。但他也給我們一種非常「自然」、不經雕琢的可觀感。我們可以說「(他的)作品很朴實，也可以說有一種魔力」。
在《秋天奏鳴曲》中，導演對藝術形式進行了探索和創新，拓展了電影表達的空間，使整部影片煥發出不可言喻的光彩。電影的形式「迂迴而又簡單的情節模式和具有迷惑性的、質朴的攝影技巧」對應著人物復雜的情感糾葛和心理活動，特別是兩位主角的關系的微妙變化。在影片的後半部分，特寫鏡頭冷靜到近乎殘酷地審視著兩位主人公，我們看到她們現在的痛苦和遙遠的歲月逐漸交融，一脈相承。《秋天奏鳴曲》探索了人性的弱點和打破常規的藝術手法。伯格曼的特寫鏡頭常常推得很近，幾乎要「穿越她們的臉」。伯格曼似乎意識到「依靠女演員的臉部表情來揭示隱藏的真實也許也是一種謊言，因為這是藝術」。伯格曼從不去探討真實，因為「這不存在!在每張臉的後面(最明顯的是夏洛特的例子)，存在著另一張臉，之後還有另一張臉……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間，一位演員就能給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但由於它們之間的連續是如此之快，以至於你看到的只是一具真實的軀體」。對於整部影片，真實只是一種隱喻，因為「由連續畫面組成的膠片序列在肉眼看來只是一組會動的影像」。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如奏鳴曲——的「真實性」都是有選擇的、主觀和虛幻的，因此也必然包含情感的成分。伯格曼似乎深深地了解到，要揭露人性深處的善與惡，真實往往伴隨著殘酷出現。
伯格曼對冷漠的親情似乎特別有興趣，我們不妨依此推斷他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童年，否則他不會對夫妻之間以及父母子女之間相似的不幸有如此精確的理解。
伯格曼從人的現世痛苦與上帝的神聖沉默之間的巨大張力轉向對個體現世處境的存在主義拷問，孤獨個體之間交流如何可能成為他一再追問的主題。要解釋為什麼伯格曼的電影總能打動我們是不可能的，他的電影是難以言說的、詩化的。戈達爾於其中捕捉到一種忽隱忽現的魔力，那是「無法言說的秘密」。影像的美感稍縱即逝，戈達爾在論述伯格曼的作品時說，它們「就像一開一合的海星，揭示了世界的秘密，又將它隱匿起來。它是唯一的儲藏室和迷人的反射。真實是它們的真實，它們將真實深深地埋進心靈深處。每一個鏡頭都在撕碎銀幕，然後消散在風中」。
雖然備受尊敬，但伯格曼本人卻承認不能看自己的電影，因為這些電影會使他感到沮喪。「我並不經常看我的電影。我會變得神經過敏，並且差不多隨時會哭……這很痛苦。」伯格曼提及他最幸福的記憶是1985年他在巴黎接受法國政府頒發榮譽獎章的時候。「當我們從愛麗舍宮出來時，有一輛巨大的豪華轎車等著我們，前面還有4個騎摩托車的警察。」「這可能是少數幾個我因為自己的名望而感到快樂的時刻之一。那種感覺是那麼奇妙，以至於我笑出了聲，笑得跌倒在這輛大車的地板上。」他也回憶起在德國慕尼黑電影試映時他所受到的煎熬。「那也許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喝得宿醉不醒，那不是普通的喝醉，我只是對於試映太興奮了。」如今伯格曼已不再向人們奉獻出新的傑作，他在法羅島的孤寂中享受著時光流逝，猶如《野草莓》中的那位垂暮老人。也許只有沉默，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他仍然固執地繼續思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