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與社會主題

① 中國20-90年代電影及其風格

第四代導演——在夾縫中探索奮斗
這一時期，中國電影創作的主力軍是「第四代導演」。「第四代導演」的主體是六十年代電影學院的畢業生，還包括在同一時期自學成材的人。他們雖然學藝於六十年代，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其藝術才華到1977年以後才發揮出來。幾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導演」，一旦沖出起跑線，便顯示出穩健的創作實力和持久的藝術後勁。他們以開放的視野，吸收新鮮的藝術經驗，不懈地探索藝術的特性，承上啟下，力圖用新觀念來改造和發展中國電影。他們提出中國電影要「丟掉戲劇的拐杖」，打破戲劇式結構；提倡紀實性，追求質朴、自然的風格和開放式的結構；注重主題與人物的意義性和從生活中，從凡人小事中去開掘社會和人生的哲理。「第四代導演」有理論，有實踐，是這一時期獲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導演力量。
在「第四代導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吳貽弓、吳天明、張暖忻、黃健中、滕文驥。
除上述導演外，鄭洞天、謝飛、胡柄榴、丁蔭楠、李前寬、陸小雅、於本正、顏學恕、黃蜀芹、楊延晉、王好為、王君正、張子恩、宋崇、叢連文等都以不同風格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② 新主流電影類型多樣，佳作甚至爆款不斷涌現，為何這種電影「叫好又叫座」

新主流電影類型多樣，佳作甚至爆款不斷涌現，這種電影“叫好又叫座”的原因如下。

一、堅持“小切口、大情懷”

新主流電影叫好又叫座是中國電影產業不斷成熟、中國電影工業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電影人不斷學習和創新，也是中國電影觀眾素質不斷提高、中國電影市場不斷深層次開發的結果。

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民族凝聚力提升的具現和中國電影產業與中國社會實際的雙重反映。

相信用不了多久，國內的主流電影，或者說新的主旋律電影，會因為政策和商業的配合，而變得更加地積極，作品的質量也會越來越好。

③ 有關中國電影的資料 加分100！

20 世紀90 年代初的中國電影生產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家投資、以宣傳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這類系列大片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第二類是藝術片，它們不如80 年代那麼前衛。因數量上( 而非質量上) 的銳減逐漸成為少數派片種。第三類是娛樂片或商業片，它們題材多樣，價值觀各異，已經成為電影生產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藝術片和娛樂影片越來越接近官方意識形態，而主旋律影片則逐漸顯露出商業特徵，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藝術影片導演，1999 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獻禮片即可作為代表。其結果是，藝術、政治和資本結成了新聯盟。這是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創作力轉向市場，也在90 年代暫時促使年輕的「地下」或「獨立」導演同時在製片廠體制內外嘗試電影運作。[1]

紛繁的「後社會主義」電影圖景
在當前的英語學術研究中可以區分以下幾種「後社會主義」觀念：(1) 後社會主義作為歷史分期的標簽，(2)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結構，(3)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系列美學實踐，(4) 後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畢克偉(Paul Pickowicz) 是把後社會主義與中國電影聯系起來的第一位學者。他受到詹明信後現代理論的啟發，推演出針對當代中國的一套類似體系。如果說「現代」指的是「在18、19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後封建的資產階級文化」，「現代主義」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出現的先鋒……文化」，[2 ]那麼，對於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研究來說，現代主義框架就既沒有用處，也沒有建設性，而只會產生誤導，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社會主義中國長期使得現代主義非合法化的歷史過程。出於同樣原因，畢克偉從歷史主義基礎出發，強烈反對後現代主義框架：「後現代框架主要指後工業語境。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前提的。」他主張不用「後現代」，而用「後社會主義」作為「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應物」。他認為，既然「後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這個新框架就可以解釋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國晚期文化的痕跡、民國時期現代文化或曰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傳統社會主義文化的殘跡，也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因素」。
畢克偉把後社會主義用做一個歷史分期標簽，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盛行的一種負面的、反烏托邦的文化狀況」。然後，他進一步把中國後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流行的看法」，「一種異化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它們無疑在毛澤東去世前就已出現。[3] 從這一定義看，後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情感結構，在毛澤東時代一直被壓抑，在後毛澤東時代則得到了有力表達，異化和幻滅是它的兩個主題。畢克偉在研究黃建新的第一個城市三部曲時，認為《黑炮事件》(1985) 是對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後社會主義批判，《錯位》(1986)通過「戲仿」(mimicry) 將後社會主義與荒誕派戲劇聯系了起來，《輪回》(1988) 則表現了後社會主義社會中個體的聽天由命和雜亂無序的狀態。在另一篇文章中，畢克偉進一步用《頑主》(1988，米家山導演) 和《瘋狂的代價》(1988，周曉文導演) 作為後社會主義城市電影的例證。他從改革時代電影生產的政治經濟角度得出結論說，20 世紀90 年代初是一大團矛盾，此時半持政治異議的導演(如張藝謀和陳凱歌) 專門創作逆向的東方主義作品，而張元(1961 年生) 與何一(何建軍，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導演則在製片廠體系外拍片，甚至還有一些與創作初衷適得其反、可能會削弱國家權力的糟糕的宣傳片。[4]
畢克偉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情感結構，後社會主義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不同的電影作品中。只要它們表達了一種異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將謝晉於後毛澤東時代初期導演的電影，也可稱為後社會主義。因此，後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看成各代導演採用的一套另類的美學視角。所謂「另類」，也就是與毛澤東時代主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不同。就城市電影而言，《本命年》(1989，謝飛導演)就先於第六代之前，描述被邊緣化的出獄犯人在新興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區中拚命掙扎，深刻地表達了幻滅與悲觀的情緒。裴開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畢克偉的後社會主義觀念，兼以涵蓋電影風格。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後社會主義能否看成是後現代主義的補充? 它對其他風格的拼貼(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戲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學類似於後現代主義?」[5]換言之，我們能否按畢克偉所說，在闡釋後社會主義問題時，不需面對它的他者——後現代主義?
對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張旭東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後現代也是後革命、後社會主義」。[6]他們心目中的後社會主義觀念是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它囊括了正在變化中的社會—經濟狀況中所有可想像到的方面，這一狀況導致了後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形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張旭東在對當代中國的雙重勾勒(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 中，分析了極為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改革的兩面性、生產過剩危機、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主義) 的烏托邦沖動、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市場的瘋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識分子的政治焦慮(他們如今分化成幾個彼此論戰的意識形態陣營)。張旭東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分化、矛盾、兩極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顯，造成了焦慮」——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於是隨之出現在這個可以確認為是「後社會主義的」 社會。[7]
以上我簡述了近年關於後社會主義的英文學術成果，旨在說明「後社會主義」並非是涵蓋整個後毛澤東時期( 即1977 年後的「新時期」) 的一個單一概念。相反，我把後社會主義看成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多樣的文化圖景。在這一圖景下，具有不同美學追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重新調整、重新定義自己新的戰略位置。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是因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導演出現的時期代表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章。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後新時期」，它與畢克偉等研究的新時期有顯著差別。[8]因此，研究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電影要求我們關注新的文化生產、藝術追求、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定位以及制度變遷等問題。

新千年交替的收編和共謀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一下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電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12 月同意中國正式加入) 時代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我加上了地下電影所代表的「邊緣」及其自稱的真實、現實，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們現在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藝術、政治、資本、邊緣作為四個互相競爭的力量，看一下它們相互抗衡和結合的形式( 見圖)。
首先，藝術以想像為特徵，由創造力產生，它追求美學、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取相當的資助，製作藝術電影，對象是國內外受過教育的小眾。其二，政治的特點是權力，由審查制度維持，追求宣傳和控制，利用國家撥款製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將其加諸於全國觀眾。其三，資本以金錢為特點，由市場推動，追求利潤和控制，從民營企業——有時也有國家來源——獲得大量資助，製作針對大眾的娛樂片。最後，邊緣以真實為特點，以異議為靈感，追求現實和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得低成本投資，製作「地下」或「獨立」電影，主要在海外傳播，偶爾也通過非正規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國內傳播。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是，四種力量現在都把市場( 包括國內和海外市場) 作為它們的核心中國電影| 產業與敘事舞台。除了政治和邊緣之間的扭結外，各種力量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融合和妥協。政治重新調整了與藝術的關系，從全面控制改為誘惑和收編。而藝術也可能會自願融合政治，有時甚至達到了與官方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黃健中導演)和《國歌》(1999，吳子牛導演)。同樣，資本也改變了對藝術的戰略位置，從控制轉向收編。有時，聲譽和利潤分成的誘惑推動著藝術融合資本，如《十七歲的單車》(2001，王小帥導演)；或與資本共謀( 甚至依賴資本)，如《英雄》(2002，張藝謀導演)。[9]藝術和邊緣之間的聯系是最不穩定的。從現有格局來看，藝術常常漠視邊緣聲稱的真實，而邊緣則揭示後社會主義現實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藝術的姿態，如《小武》(1997，賈樟柯導演)。[10]有時藝術和邊緣之間會出現奇特的結合或妥協，如《月蝕》(1999，王全安導演) 和《蘇州河》(2000，婁燁導演)，它們都類似地下電影，卻公認取得了藝術成功。邊緣顧名思義必須對資本表示蔑視，但在實際操作中，邊緣可融合資本，而資本則部分收編了邊緣，其方法是通過投資拍攝某種「中國」的現實，它被認為比藝術和政治所表現的中國現實更真實、更客觀，如《郵差》(1995，何一導演) 和《站台》(2000，賈樟柯導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後，最醒目的變化出現在政治和資本的聯結上。政治和資本以分享利潤和資源為借口，達成了共謀關系。紫禁城影業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確性，也追求最佳市場效應。[12]《紅色戀人》(1998，葉大鷹導演) 和《不見不散》(1999，馮小剛導演) 這兩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業片，是這種政治—資本夥伴關系的早期產物。扭結和妥協這一規則的例外情況，就是政治和邊緣之間的聯系，那裡是可能存在政治異議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場所。但由於被政治禁止、被藝術忽略，邊緣的影響和所呈現的現實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國際電影節上被人接受，如《鬼子來了》(2000，姜文導演)。既然民營資本可以輕松吸引潛在的邊緣者來搞藝術，邊緣作為異議和反抗場所( 或者如白傑明所稱的「寄生地」) 的未來，仍是無法確定的。[13]邊緣缺乏與國內市場的結合，也使其成為新千年中國電影業政治經濟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國電影業再次被藝術、政治、資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確切說被這三者的重新聯合( 包括各自對邊緣的收編) 所控制。
鄧光輝在回顧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時，找出了一種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電影」包括藝術片、娛樂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電影。鄧光輝注意到新生代在敘述、影像風格上朝新主流運動，娛樂片則喜歡快樂原則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題材，藝術片從文化批評的象牙塔沉淪到了個人幻想的後台。[14]如果重新闡釋鄧光輝的說法，可以說在主流的後社會主義製片模式中，收編和共謀已經是其有機成分。我對「新主流電影」這個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鄧光輝的一個論點，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新變化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如戴錦華所說，「在80 和90 年代的社會紛亂中被放逐的邊緣文化力量，現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開始挺進中心」。[16]戴錦華質疑兩種針鋒相對的未來相當令人深思：「邊緣是否正在成功進軍，佔領中心? 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
工業及其市場策劃了一場奪權? 新一代導演是給飄搖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活力，還是體系淹沒了軟弱的個性藝術家?」[17]盡管戴錦華希望她的兩種極端的未來圖景都是錯的，但我覺得新千年的跡象表明，後社會主義製片系統在迅速融合，電影藝術家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共謀性，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職業化，他們是被迫捲入而不是「挺進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當今無所不在的市場。
表面看來，中國電影在WTO 時代存活下來的必要性，是最近藝術、政治、資本戰略結盟後面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國家在媒體業中採取了進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現有的製片廠為基礎，發起成立了區域性的電影集團，另一方面則把電影、電視、廣播、廣告、出版等整合成規模宏大的媒體集團。從制度上來說，現在的行業改組迫切要求各種力量進行更多融合和妥協。雄心勃勃的導演們則欣然抓住機會，宣布他們在市場中的存在( 雖然也許還未宣布他們自己的藝術聲音)。傳媒也對新一代城市導演投入了許多關注。從2002 年起，中國每年引入的好萊塢大片計劃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在中國與好萊塢的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導演被看成中國的先鋒。
很多新一代城市導演對WTO 時代中國電影的未來保持樂觀。2000 年在回答《大眾電影》雜志提出的問題時，王小帥說，好萊塢對中國藝術導演的沖擊不會太大，中國電影應發展更多的「東方特色」。以地下電影《北京雜種》(1993) 著名、但已於《過年回家》(1999) 後重返「地上」的張元，把引入的好萊塢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佔領」，但認為年輕導演憑自己的才能和風格，會在未來十年成為最有希望的中國影人。在《頭發亂了》(1994) 之後導演了《古城童話》(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認，大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電影首先必須「 好看」，導演若不考慮市場因素就會遭到拋棄。張楊拍了兩部票房成功的影片，《愛情麻辣燙》(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說得更直接：「我覺得好電影就有商業性」。[18]但是，正如真實、客觀、現實、真理等概念一樣，這些導演沒有定義他們說的「好電影」或「好看」是什麼意思。從這個角度上說，張藝謀認為第六代的美學有泛泛之嫌，也許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彷彿有很多不同的標准和參照物」，導致他們明顯缺乏開創性的作品。[19]不少批評家也在新千年的新電影中注意到這種經典缺席的遺憾。
可以說，WTO 時代的後社會主義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新一代城市導演的藝術風格( 從先鋒到通
俗劇式)、意識形態立場( 從激進到保守)、體裁實驗( 從喜劇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駁雜復雜。他們雖有明顯缺點，但在新千年出現的新導演數量( 包括大量獨立製片)，以及他們某些處女作引人注目的特點，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引用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語錄，世界屬於年輕人，雖然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中的紅色王國，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個人空間，而是一個受到後社會主義電影業的力量場——資本、政治、藝術、希望還有邊緣——相互作用的廣闊天地。

注釋：
[1]有關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概述，見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頁.
[2] 畢克偉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頁.
[3] 畢克偉引文同上書，60-62、80-83 頁.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頁.
[5] 裴開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頁.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頁.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頁.
[8]參見Xudong Zhang 編，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歲的單車》是一部感傷的藝術片，由台灣和法國聯合製作。《英雄》是中國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倫比亞亞洲公司都參與製作。
[10]張藝謀的話闡述了藝術和邊緣之間的這種張力：「其他階層的人中也存在著這種年輕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們不清楚這一反叛針對的是政治、藝術形式、藝術內容、上一代，還是傳統美學。」 見Frances Gateward 編，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頁.
[11]在製作《站台》時，賈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製作公司、日本萬代娛樂公司、法國Artcam 公司的資助。比較有諷刺意味的是，張藝謀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從海外獲得了很多資金，1999 年卻抱怨年輕導演與資本的共謀「第六代很有實際考慮。這是無法抗拒的 ：對金錢的需求，審查制度造成的兩難處境，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等等」(同上書，162 頁)。
[12]我給「民營」這個詞加上引號，是因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國家資本建立的，投資的518 萬元來自以下政府單位：北京電視台(25.5%)，北京電視藝術中心(25.5%)，北京電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24.5%)。見《1997 中國電影年鑒》 ( 北京：中國電影年鑒社，1998)，第342 頁. 在推出大受歡迎的「賀歲片」後，紫禁城在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成績驕人。
[13] 白傑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頁.
[14] 鄧光輝. 論90 年代中國電影的意義生產. 當代電影，2001，1 期.
[15] 對從上海發出的「新主流電影」的提法的批評，見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頁.
[16] 見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編，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頁.
[17] 同上書，97 頁.
[18]李彥.WTO 來了我們怎麼辦. 大眾電影. 2000，6，50-53 頁.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頁.

④ 中國有沒有反映現實生活的電影

1.黃土地
《黃土地》是陳凱歌的處女作，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中的領軍人物，他背負著厚重的責任感，用電影的手法講述了一個並不新奇卻震撼人心的故事，《黃土地》不僅是一部成功的電影作品，也是陳凱歌對中華民族力量的反省和思考。
2.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自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1994年最受中國人關注的一部國產電影，姜文的導演處女作，年僅16歲的主演夏雨憑借影片中的馬小軍一角獲得當年的威尼斯影帝的稱號。堪稱是94年度全世界令人贊 絕的、至今仍渴望觀看的影片之一。它是一部從內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 國電影，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電影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3.霸王別姬
影片藉助於幾位京劇演員人生、命運的曲折展現對人的生存理想與現實存在著的永恆矛盾做了哲理的探索與闡釋。影片因其嫻熟的藝術技巧及內蘊的豐厚的東方化的人文主題勇奪戛納金棕櫚大獎，是迄今為止中國電影所獲得的最高榮譽。
4.馬路天使
馬路天使電影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的壓軸之作；描繪活潑市井生活的偉大的藝術傑作；中國早期社會問題片的集大成者，30年代中國電影藝術發展高峰的標志。
5.大紅燈籠高高掛
大宅中的爭寵戲的經典簡約版。爭來爭去只有寂寞。紅彤彤的畫面背後是一世荒涼。一直沒有出現正臉的男人，是封建宅門的象徵。
6.芙蓉鎮
《芙蓉鎮》是謝晉代表作，影片根據古華獲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改編，姜文主演的右派書生和劉曉慶主演的「豆腐西施」都極其精彩，這兩個中國最偉大的男女演員自此開始了幾次完美的合作和一段令人唏噓的愛情
7.藍風箏
本片透過小孩鐵頭的眼光，反映了自1953年至1967年的中國的歷史變遷。以悲哀、灰暗的基調講述幾十年的故土舊事，透視埋在歷史灰燼下的人的命運。 《藍風箏》的導演田壯壯沒有迴避中國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而是以一個導演應有的良心和責任感，用深情的「筆觸」將這段歷史娓娓道來。
8.城南舊事
本片根據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同名中篇小說改編。影片發展了原著抒情風格和懷舊情緒，將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風俗畫和風景畫展現在觀眾面前，是一部極有意境的散文式的電影，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令人看後之有產生一股「揮之不去」的惆悵。
9.小武
第六代是一個很尷尬的導演群體，而賈樟柯處在這個群體的尾巴上，卻以更大的魄力和責任感擔當起振興中國電影的重任，雖然他的初衷並非如此。誠然《小武》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導演直面現實的勇氣和魄力在令國人頗覺尷尬的同時也令世人更深入的認識到當前社會更真實的狀態。《小武》粗糲鏡頭下描述的小人物悲哀無助，卻又讓我們同情不起來，恨不下去。
10.孔雀
獲得獎項：第55屆柏林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銀熊獎，顧長衛製作。

11.《鬼子來了》：姜文以本片顯示了中國人直面歷史的勇氣
12.《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愛上你的那一刻起我已萬劫不復
13.《甲方乙方》：直到馮小剛，中國電影知道了怎麼拍喜劇，拍什麼樣的喜劇。
14.《小城之春》：發乎情，止乎禮。中國幾千年封建禮教的禁錮於此可見一斑。
16.《瘋狂的石頭》：小製作電影徹底使中國電影狂歡了一把。
17.《紅高粱》：生命的熱血和激情在此燃燒。
18.《愛情麻辣燙》：四段故事完成了對整個人生的簡約敘述。
19.《十七歲的單車》：青春是一道明媚的憂傷，痛並憂傷。
20. 《活著》涵蓋著人在歷史中的命運無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對死亡的苦笑。

⑤ 中國電影藝術的思想

中國電影理論
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是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但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還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因此，電影理論無論就其研究對象還是就其本身作為一種觀念形態，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關聯，這就使得中國電影理論形成了自身的傳統和歷史。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①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②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 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系的研究。
③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 。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戲」 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創刊為標志：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系，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系。周劍雲說：「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 侯曜說：「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 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說它是戲劇。徐卓呆說:「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復制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 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 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 。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結構、沖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敘事的「調和」 、「流暢」 。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影戲」 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系，強調電影的「視覺美」 和「形式美」 ;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 。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 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著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系、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 和「教化社會」 ，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1928年洪深翻譯С.□.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獲，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 ,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 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著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 。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中國電影理論的演變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盡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說、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說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 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敘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著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 及畫面視野局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 、「結構上的簡捷鮮明」 、「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 、「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准確、鮮明、生動」 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 。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 ，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 。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 、「密針線」 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
(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於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 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 ，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 。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 ，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敘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敘事藝術（特別是說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鑒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 、「創一代之新」 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沖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 歸結為主題、結構、沖突「三神」 ，認為它們都在應破除之例，主張創思想、形像、藝術構思之「三新」 。
但隨著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幫」 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 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新時期中國電影理論「文化大革命」 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志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 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占著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拐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拐杖走路呢？」 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 ，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著，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 和「電影和戲劇離婚」 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 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 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張，他說：「電影文學對敘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並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 說。張駿祥說:「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 。「文學價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 ；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 ；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 。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 和「決定」 、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 和「完成」 的「文學價值」 。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 和「文學價值」 以及和電影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 ,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 說提出質疑。他說：「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說。」 「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說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 「我認為，不可以脫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 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 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著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 。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 ；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 。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贊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歷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采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 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 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戲曲、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 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 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著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

⑥ 當代 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中國 的電影主流風格

美國：以好萊塢為中心，商業電影為主，文藝片以及其他多元化影片共存。

英國 法國 可以統稱為歐洲，歐洲電影以文藝片為主，因為歐洲人注重血統，因此比較注重精神。歐洲的文藝片最深刻，很真實。尤其是法國的。

日本 韓國 泰國，因為這三個國家有類似之處，其電影以社會時代和人類心靈為主，無論是恐怖的 還是文藝片的，基本上都是悲情收尾。他們骨子裡比較極端。同時他們的主流電影，也是在描述刻骨銘心的城市當代人的孤獨。

中國的，以歌頌政府為主，黨天下。

另外，電影有風格和分類，但是沒有國界。以上只是目前來說他們的暫時狀態而已。

⑦ 國產電影中最有現實意義的是哪部

第一部國產有聲電影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攝的《歌女紅牡丹》公開上映，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由此問世。

有聲電影有「臘盤發聲」和「片上發聲」兩種技術。前者是將聲音刻錄在唱盤上，放映時與影片同步播放，為電影配音；這也是世界上有聲電影最初問世時採用的方法。誕生於1927的世界上第一部有聲片美國的《爵士歌王》就是如此。後者則是今天普遍應用的在膠片上錄制聲音的技術。由於成本和技術水平的原因，《歌女紅牡丹》採用的是成本低廉、製作簡單的臘盤發聲方法，因而，它實際上應該稱作是中國第一部「臘盤發聲」的有聲片。

《歌女紅牡丹》由洪深編劇，張石川導演，主演蝴蝶等。影片描寫女歌手紅牡丹嫁給生活墮落的丈夫後，不僅備受凌辱，藝術生涯也走向衰落。但當丈夫賣掉女兒，又因失手殺人入獄後，紅牡丹卻忍辱負重，恪盡婦道，努力拯救自己的丈夫。影片描述了戲曲藝人的生活悲歡，也揭露了封建禮教對婦女身心的*。除了對白之外，片中利用「有聲」的優勢插入了《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等4段京劇片段（由梅蘭芳代唱），更增加了影片的轟動效應。這也和世界上第一部有聲片以歌唱家生活為題材如出一轍。影片於1930年中旬開拍，前後經過5次試驗，至年底拍竣，耗資12萬元舊幣，1931年1月在明星大戲院試映，3月15日於新光大戲院正式公映。影片公映時盛況空前，並在全國各大城市引起了轟動，發行到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但嚴格地說，《歌女紅牡丹》只能算是一部「半有聲片」，因其只注意了對話的有聲，而忽略了周圍環境的音響效果，所以看起來只有人說話或唱戲時有聲，其它周圍事物都是靜悄悄的。這當然也是初期有聲電影的通病。

與這部影片同時開拍的另一部有聲片是「友聯」公司攝制的《虞美人》。它同樣採用臘盤發聲技術，描寫了一對兒戲劇演員演出《霸王別姬》一劇的幕前幕後。兩部影片在技術上稍有不同。《歌女紅牡丹》是影片拍完後讓演員看著畫面對口型配音，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後期配音。《虞美人》則是先把聲音錄好唱片，然後演員在現場按照放出來的聲音表演。兩者相比，各有千秋。《虞美人》稍晚於《歌女紅牡丹》，於1931年5月上演。

臘盤發聲的有聲片在技術上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問題。特別是膠片一旦發生局部斷毀，其後的劇情就難以再和聲音相吻合，甚至會出現銀幕上男人在張口，擴音器里傳出來的卻是女聲的笑劇。因而，在這兩部影片上演的當年，一些電影公司也開始試制「片上發聲」的有聲片。它們是由大中國和暨南兩家公司合制的《雨過天青》和天一公司拍攝的《歌場春色》。這兩部影片都是租用國外的設備，並由外國人參與協助製作完成的。首先完成的《雨過天青》於1931年6 月3日在虹口大戲院試映。由於該片租用的是日本的設備，並赴日本拍攝，不久後即遭到觀眾的抵制。1933年，亨生影片公司用自己研製的錄音設備拍攝了《春潮》一片，成為中國第一部用國產錄音設備製作的片上發聲的有聲電影。

由於資金和技術的原因，在有聲電影問世後，許多電影公司仍然在繼續攝制無聲片，這形成了中國早期無聲電影與有聲電影長期並存的特殊現象。直至1936年，無聲片才終於停止拍攝，中國電影從無聲向有聲的轉變得以徹底完成。

第一部引起轟動的國產故事片

1922年，中國電影的先驅者之一張石川聯合鄭正秋、周劍雲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這是二三十年代中國最有成就的電影公司之一。

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正劇《孤兒救祖記》，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王漢倫、鄭小秋等主演。影片描寫一個富翁楊壽昌在兒子死後，懷疑兒媳不貞，將其趕出家門。兒媳余蔚如忍辱負重，將兒子養大成人，送入楊壽昌所辦的學校讀書。一天，當年陷害兒媳的侄子密謀害死楊壽昌，奪其家產，被孫子余璞挺身相救，於是*大白，一家人終於團聚。

編劇鄭正秋是我國電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其電影觀念也秉承著中國文藝觀的傳統，認為電影應擔負起改良社會，教化民風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編劇的電影強調道德教化，關注現實問題，注重社會的內涵，被稱為「社會片」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這部影片是鄭正秋電影觀念的一次重要嘗試，也是他創作的第一部「社會片」。影片的主題是「教孝」、「懲惡」、「勸學」、「揚善」和宣傳社會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歸結為善與惡的代表，尤其兒媳余蔚如的「賢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國傳統理念的標志。

在《孤兒救祖記》問世之前，已誕生十幾年的中國電影正陷於低谷之中。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內容上擺脫了早期電影對西方電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襲摹仿，包含著濃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觀念外，藝術上也擺脫了文明戲式的舞台化表演風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實性，同時注重故事性和情節的引人入勝，這使得影片在當時的確不同凡響，非常契合觀眾的口味。

影片於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據記載，它成為第一部在商業和藝術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國產片，其在當時的聲譽和影響超過了所有的外國片。影片公映之後，「未二日，聲譽已傳遍海上，莫不以一睹為快」。以後又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等地連映六七個月，「營業之盛，首屈一指；輿論之佳，亦一時無兩。」《孤兒救祖記》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獲得了生機，並在此後成為二三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製片機構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國產電影運動」。此後數年間，國產製片業迅速崛起，據統計，1922-1926年間，全國各地先後開辦的電影公司有175家，單上海一地就有145家。眾多電影公司的出現，自然導致了電影產量激增，國產電影受到市場的熱烈追捧，中國電影藉此開始走出低谷，進入自己的第一個空前繁榮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漢倫（1903-1978）。她是中國第一代女影星之一，當時為一外資企業的英文打字員。影片在開拍之前四處尋找女演員無著，經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東介紹，王漢倫前往應試，頗得張石川的滿意，從此進入影壇。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女演員，也成為享譽一時的中國第一位悲劇明星。

中國第一部長系列影片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武俠、古裝片等商業電影的逐漸興起中，推出了一部武俠神怪片《火燒紅蓮寺》，獲得了觀眾的熱烈歡迎。受到票房收入的鼓舞，明星公司一鼓作氣，連續推出該片的續集，到1931年止，共拍攝了18集，由此它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電影長系列片。

《火燒紅蓮寺》取材於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鄭小秋、夏佩珍等主演。影片表現在湖南鄉村械鬥復仇的背景中，瀏陽縣把頭陸風陽之子陸小青學得高超武藝，返鄉中誤入妖魔潛伏的紅蓮古寺，後在眾多武林高手及官兵的救助下，方得沖出魔窟，救出被囚禁的總督及被殘害的良家婦女，並將紅蓮寺一把火燒掉。

這部影片是在20年代後半期商業電影開始在中國興盛的背景下問世的。其時，古裝片和武俠片成為商業電影的主要潮流。《火燒紅蓮寺》在武俠電影中加入了大量武林高手以「異技」鬥法及半人半魔的神怪內容，成為「武俠神怪片」的開創者。例如影片的核心為「昆侖派」和「崆峒派」之間的法術爭斗，這使影片從以往武俠片拍攝武打場面轉向了注重以大量的特技鏡頭和機關布景來表現武林高手們的「飛劍白光」、「遁地逃走」等仙門妖術，同時並穿插有半裸的女人，半人半神的怪物，動作性強，又很熱鬧。

《火燒紅蓮寺》的成功帶動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次武俠電影熱及神怪片熱，許多公司紛紛效仿，其中以「火燒」為題材的影片就層出不窮，如《火燒平陽城》、《火燒七星樓》、《火燒青龍寺》等。無論是從技術積累的角度，還是從題材拓展的角度來看，「武俠」兩字自此片後便成了中國電影軍械庫中的常規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從此在劍光俠影中長大。

《火燒紅蓮寺》是中國大型系列電影的開山之作。這種依託於商業電影的系列片也在當時成為一種熱潮。稍後於這部影片問世的系列片還有《乾隆游江南》（9集），《荒江女俠》（13集）。

⑧ 中國電影現狀分析

分析中國電影現狀
現階段，我國電影產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方面,中式大片在產量和社會效果兩方面都越來越好,重新贏得國內觀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也出現持續上升趨勢,對於推廣我國文化價值體系及其軟實力起到積極作用。
中式大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受到外國觀眾的歡迎,國際市場有了新的開拓,商業價值也趨於提高。但我們應當看到,中國電影在國際貿易中處於逆差狀態,影片的海外競爭力仍然偏弱,與中國貿易大國和文化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為此我們簡要歸納了近年來中式大片的成功經驗:
從創作上看,中式大片已經摸索出一條主旋律片、藝術片和商業片三型互滲的電影美學道路,特別是在主旋律應當具有觀賞性和藝術性方面取得了共識。
從在觀眾中的社會效果看,中式大片已初步形成在通俗故事中蘊藉民族主流或核心價值理念的美學傳統。
從資金投入方式看,中式大片已經探索出了中國獨資、中外合資、民間融資、大陸香港合拍等多重電影投資渠道,並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環的投資環境,這對於我國電影產業的又快又好發展是重要的進步。
從電影管理機制看,我國電影管理部門已經在電影指導、審查及監控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經驗,這對於國產大片的持續發展是必要的。
國產影片的發展成績喜人,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足,需要認真關注和反思。
第一,影片主題過於直露。不少中式大片往往把表達主旨或主題過於直露地剝露出來,損害了電影美學的完整性,令觀眾失望。
第二,影片通俗故事後面往往缺乏美學傳統蘊藉的支撐。中國電影美學的一種傳統在於,在通俗故事描繪中投寄深厚的興味蘊藉,讓觀眾在觀賞的愉悅中品味人生至理至情。然而現階段的國產電影的「俗艷」下面缺乏足夠的興味蘊藉。致使觀眾難以投入足夠的理解力和共鳴感。
第三,對海外受眾心理和外國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以致外國觀眾對中國電影的興趣不高。不少影片傳達的核心價值理念主要囿於國內需要,而在國際普遍性方面存在欠缺,所以難以進一步向國外推廣。
第四,不少電影劇本缺乏質量，導致影片缺乏深厚的蘊藉。
第五,推廣模式尚不成熟,推廣的專業化水平產低。
其實，只要措施得力,方法對頭,國產影片創作水平的進步及其文化軟實力提升,應大有希望。為此,我們嘗試提出如下一些建議:
第一,強化影片主題的美學化處理,加強中國電影美學傳統的傳承和開發。
第二,加強電影製作技術與文化品位的探索。組織電影製作技術班子,集中研究3D技術等高科技在電影中的綜合運用。
第三, 調集我國電影劇本創作的最強陣容予以攻關, 吸納優秀作家參加劇本創作，為我國電影產業持續提供更多更好的優秀劇本。全力改善電影劇本創作這一目前我國電影發展的「短板」,這是是我國電影軟實力迅速提升的關鍵。
第四,加大中國電影對外推廣和傳播的政府扶植力度。
第五,積極吸收和借鑒各民族優秀文化,了解把握各民族文化心理,將「文化折扣」變為文化優勢。學習和借鑒各民族優秀文化,從而為中國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
第六,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電影的外推模式，努力提高推廣操作的專業化水平,積極探索合理的營銷策略和發行渠道。
第七,加強國際電影合拍協作。
第八,大力辦好國內和國際電影節

電影作為一門獨特的藝術形式深受大眾喜愛，而有百年歷史的中國電影，也在走過蜿蜒曲折的發展道路後厚積薄發。中國電影業目前面臨多種困難，從大的環境看是電影的崛起，從電影業內看，是改革的滯後。中國電影不僅是一項文化產物，也是我國歷史傳統和世俗文明的延續和傳遞。可以說，中國電影的新氣象是眾多創作者在現實生活題材領域內創新和探索的結果。

現實狀況
說當下的中國電影已進入百花齊放的時期，有點勉強。與西方電影業比起來，我國的確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是設備、技術上的差距，此外，我國缺少拍娛樂片的經驗，資金問題就更不用說了。單就藝術水平來說，中國並不比西方差，中國電影近年來在世界一些著名的電影節上頻頻獲獎。
在2010年，我國的電影市場生產了400多部影片，只有約1/4能登上電影院大銀幕。更多的銀幕則被僅有的幾部大片和賀歲片佔領，這就是銀幕壟斷。這種壟斷是資本投放的結果，資本和商業大片互相追逐。而老百姓眼裡所謂「好看」的片子屈指可數。
5年前投資一億元就是大片，2010年已經漲到3億元——投入成本大大提高。資本的唯一理性就是投資有票房保證的商業大片，投資當下最顯赫的電影人。
例如《讓子彈飛》上映以來總票房突破5億元，姜文在劇中那句「站著掙錢」意味深長！資本推高了電影票房成本（有的賀歲片實行限價，實際上有的高達80元，甚至上百元），也控制了80%的銀幕。這種贏家通吃，老百姓乖乖埋單的狀況能持續多久呢？

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
老百姓看電影，就是看裡面的人和事。方寸之間，兩個小時左右的光陰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場，人生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逐一展現。如今，電影題材越來越有局限性。農村題材的片子越來越少，而一些之前拍農村題材電影的導演現在也不拍了，甚至丟掉了自己的長處，盲目追求時髦，以至於拍出來的電影令觀眾失望，真是令人擔憂。
小而雅的文藝片受眾群體也在逐漸遞減。而有的影片淡化情節，淡化思想，故事片沒有故事片的情節，整部片子放完觀眾還沒弄明白到底是想闡釋什麼主題思想，令觀眾一頭霧水。
如今，越是看不懂的影片越被說成是大片、好片。整個社會比較浮躁，在一個物質化了的世界裡，那些中產階層開始講究階層氛圍，什麼「好吃」吃什麼，什麼「好看」看什麼，靠資本運作的中國導演開始迎合這種取向，豪車、豪宅、美女等開始充斥銀幕，宣揚帝王般的尊貴生活，而在影片中即便是有窮苦的家庭背景的人也都是塗脂抹粉，艷光四射，根本不考慮電影本身的背景。
市場上出現的所謂賺錢的商業片只顧賺錢，武打片、警匪片等沒有實質內容，而大打激情床戲作為賣點忽悠觀眾。看完電影，如浮華煙雲，羨慕嫉妒恨都有了，觀影快感盪然無存。
那些小成本小製作的影片在經歷種種困難之後，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入淺出的敘事方式在國際電影節上屢有斬獲，在國內卻很難進入人們的視野。正如賈樟柯所說：「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的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或沉重。」在過去的10年當中，他特立獨行，用他的鏡頭語言去描繪一個巨大的社會轉型時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價和命運發生的轉變。像賈樟柯一樣執著的導演還有很多，他們的身體力行促使我們去思考當下的生活，重新審視我們的心態。

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中國電影是如何在當今國際影壇造成巨大影響的？許多人會在第一時間想到大大的紅燈籠、京劇、中國功夫等在電影中反復出現的民俗風情。像電影《梅蘭芳》中，京劇這個中國的國粹在影片中以線索和背景出現, 京腔京韻的中國氣息在影片中異常出彩。並不是只有看不懂才能成為藝術，真正的藝術是能夠打動人的，也為人們留下一些思考和難忘的內容。中國電影背負著讓世界認識中國的使命，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欣賞能力也增強了。中國電影百花齊放，不是要拋棄傳統，而是要與時俱進。在時間的長河裡，電影已變化了多種媒介方式和藝術形式，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片到彩色片，每個時代都會有它的鮮明特質。
創造票房神話在中國不是難事；難的是，未來觀眾能看到什麼樣的好電影！只有在文化意識形態上進行准確定位, 中國電影才能在全球化的浪尖上站住腳。

⑨ 電影與民族文化的關系 不少於800字

在現代影視文化日益繁榮的今天,我們能欣賞到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影視作品.文化的發展和大眾知識水平的提高促使觀眾不再只是簡單的掏錢去看電影,而是去更多去享受一頓文化盛宴. 同時日趨商業化的電影運作使追求高票房高效益成為電影製造商的目標,而如何達到這一預期卻非只是影片的形式,大眾認識欣賞眼光使他們更多關注影片的內涵.這個內涵就是源於影片的文化底蘊和積淀.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電影的主題影響:

文化的差異導致對於電影的認識和欣賞角度和觀點產生差異.為什麼外國人不太容易看懂中國電影,同樣我們也不太明白外國電影的主題表達?這就有個文化的根基差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藝術詮釋是不同的.《英雄》中的恢弘的戰國爭雄的場面，萬箭齊發、鼓聲隆隆，美國人肯定也會驚嘆叫絕，但他們不一定能看得懂殘劍與秦王的對話。

中國的大片，特別是歷史題材的，大多都在描寫一種「大義」，這也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力宣揚的一個很核心的主題之一。而西方的大片，也以歷史題材為比較，《特洛伊》中王子為了愛情可以不惜以兩國的戰爭為代價，為了維護自己對於美人和愛的佔有，戰爭的價值是值得的。這個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對於個性、個人解放的追求，在西方文化基礎下，人的價值是最重要的，實現自我的個性張揚就是讓上帝知道自己。作為上帝之子，人就應該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表現自己。

還是以《英雄》為例，無名最後明白了殘劍給他留下的劍道，「天下」二字一下字將整個影片主題深化。放棄個人復仇的「小義」，追求「天下」的「大義」，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劍客。個人的英雄在整個民族的統一之間是應該在第二位的，這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相反，西方的大片更重視渲染個人英雄主義,著力突出個人在集體面前的力量.如流行的《蝙蝠俠》,《亞歷山大帝》等.

另一個中西的差別在於主旨上的層面不同,中國電影,不論是文藝片還是商業片都不同程度的去表達一種精神的力量.比如《七劍》,導演徐克就說出他認為」劍」是」一種精神,一種風度,一種修養」,他拍攝此片也就是要表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劍文化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十面埋伏》也是一個商業操作做得很出色的電影,精彩的畫面背後也詮釋著導演對於」愛」和」和平」主題的表達.而西方電影大多有一種」拯救」的意味在其中,電影中也多是描繪人類在與大自然與宇宙的斗爭中人類所面臨的困境.這與西方基督教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

二.傳統文化對電影表現手法的影響

中國的電影在表現手法上有含蓄.多鋪墊的顯著特點.首先表現在電影所創造的意境方面,中國電影總試圖在意境上營造獨特的文化氛圍,比如說隨故事情節的發展影片中環境的變化,主人公悲傷,天色就顯得陰沉壓抑,或者乾脆就用對比手法來反襯所要表達的人物和情景.《卧虎藏龍》中的竹林.綠海等美侖美幻的風景就是作者的意境手法.其次在某些文化現象方面,突出在兩性文化的表達上.中國的電影在性的表達上是適可而止,創造在意境上的遐想而不裸露表現,或者用轉移的手法將人的兩性的沖突表現在動物或其他形象事物上.再次,中國電影善於做鋪墊,用」埋伏」的手法.而在抖包袱的過程中去微顯中國人內心的微妙張力.所以故事的曲折和展轉是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前一結果不斷成為後一發生的原因,從而推動情節發展,而最後必然會是」峰迴路轉」的」柳暗花明」.而西方則相比較就很直接,並且主題的表達集中.

中國電影明顯的表現出比西方重視人倫關系,重視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各種變化.沖突.摩擦等隱性層面的解讀.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尤為突出.中國 人很重視關系,家庭關系,人際關系.行業關系等等.電影是生活的縮影,它反映也就是這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中國電影在描寫和表達人倫關繫上很是著力,好的電影要引起觀眾的共鳴,這種共鳴就來自與觀眾對於電影中人倫關系刻畫的認同和默許.在這一點上,西方則更注重人與人的契約,重視社會的規則.所以西方電影的人倫色彩較淡,而相對的器物層次.技術層面和法治色彩要多一些,這些區別的根源就來自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的差異.

另外一個值得去發現的現象就是中西方電影在形象刻畫上的差異.早期的中國電影表現得更明顯.中國電影中人物形象的差別很大,正面角色一般會高大.光鮮,而反面則猥瑣,這反映了中國文化中人們的心裡感受和非理性.而西方則在這方面差異不大,較為客觀.

我們能發現現在的年輕人追求日韓的風潮很流行,我認為日韓電影的流行正是反映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我們對於日韓文化的認同感較西方強取決於文化差異的大小.追本溯源,日韓文化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他們有很多現代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還是來源與古老的中華文明.但是我們也能看到,為什麼輸送血液的中國傳統文化今天卻在遇到她的衍生文化的時候勢力顯得弱小?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電影崛起要解決的問題.

⑩ 中國的電影主要弘揚的是什麼樣的價值觀

電影是一種要在市場上流通的大眾文化產品，如果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脫離了時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離了社會的共同認可，其市場前景必定黯淡

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產品，與一般的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在於它的內容層面必定會涉及人類的情感、道德、文化、精神等諸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又都涉及特定的文化價值觀。基於電影產業的這種特殊屬性，我們必須對電影產業的發展設定相應的價值傳導目標，這個目標既應當包括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植入」電影的敘事體系之中，同時，也包括將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滲透進電影的故事情節之中。

不尊崇「叢林法則」——

表現正義與人性的世界才能得到觀眾認同

文化價值觀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所體現的關於生活方式、社會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決定著人們在政治、社會、倫理、藝術領域對於是非、善惡、正邪、美醜的基本判斷。什麼樣的東西值得珍惜，什麼樣的東西不值得珍惜，什麼樣的生活有意義，什麼樣的生活沒有意義，什麼樣的思想能被認同，什麼樣的思想不能被認同，都是由人們的文化價值觀所決定的。

一部影片不管講述的是什麼時代的歷史故事，不論採取的是什麼種類的敘述方式，文化價值觀都會深深地「嵌入」影片的敘事內容中，都會「浸入」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許多情況下，電影所承載的價值觀是從觀眾並不在意的故事情節中流露出來的。就像影片《趙氏孤兒》，在孤兒從屋頂上縱身跳下的那一刻，屠岸賈收回了他張開的雙臂，故意讓孩子重重地跌在地上，讓他從肉體的痛苦中明白：這個世界上誰都不能相信——自己的乾爹也不例外——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手中的刀劍，這就是屠岸賈灌輸給孩子的以「叢林法則」為核心的價值觀。他要在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一種冷酷的功利哲學，並以此作為他安身立命的處世之道。此後，在孩子重新回到屋頂上想拿回寶劍並且再次從屋頂跳下來的時候，程嬰走上前牢牢接住了他！程嬰是在用自己的行動告訴孩子，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刀劍更值得信賴的力量，這就是父愛！趙氏孤兒沒有信奉其乾爹的功利哲學，因此在人生的價值路口沒有選擇強權，而是選擇了人性。他體現出中國電影所嚮往的人類理想是一個與「叢林法則」的價值體系相背棄的正義的人性的世界。

現在，我們不能將人性視為好萊塢電影的專利，在人類價值觀的天平上，中國電影同樣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如果說，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敘事主題是為了讓一個普通的士兵在慘烈的戰爭中活下來，那麼，中國電影《集結號》的敘事主題則是為了讓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擁有生命尊嚴；一個關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價值，一個關注的是普通人犧牲的意義；一個是通過防止人的自然死亡來強調生命的意義，一個則是通過拒絕人的符號性死亡，來強調人的精神價值。
不信奉「娛樂至上」——

電影市場競爭的關鍵是價值觀的被接受度

電影體現的價值觀，歸根究底要落實到作者對於人物性格、人物命運的表現上。《歲歲清明》中富家子弟尹逸白與農民的女兒阿敏之間的情感是這部影片最成功的敘事玄機。在尹逸白犧牲後，阿敏與父親厚葬了這位抗日英雄，這里看似並沒有什麼令人震驚的舉動——令人震驚的是這厚葬的儀式竟然整整延續了阿敏的一生！從17歲的阿敏在墳塋前深深默哀，到中年的阿敏在墓地旁靜靜陪護，一直到弓腰駝背的阿敏在墳前的默默敬守……影片用十幾秒鍾的鏡頭語言展示的是阿敏用其一生守護著的感情。在此之前，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可是，他們之間朦朧的個人感情在尹逸白為國捐軀的瞬間得到了驟然的升華！他們對真情的忠誠使我們從內心為之感到驕傲。

一部電影的價值觀能不能被觀眾所廣泛接受，是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競爭的關鍵。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導致了電影在敘事邏輯方面的差異，敘事邏輯的差異又形成了心理認同機制的差異，而不同的觀眾心理認同機制則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費取向，不同的文化消費取向最終導致了電影觀眾市場的分流。在這個由文化價值觀所造成的市場格局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觀眾的文化價值取向，以及這種價值取向主導的審美趣味。為此，處於市場競爭中心地帶的電影產業必然同時處於文化價值表達的核心地帶。

在影片《畫皮2》中，妖狐小唯曾經為了救人而自毀妖靈，違反妖界的禁令，被冷凍在寒冰之中達五百年，這表明她在影片敘述的前史中已經站在了與人類相同的價值基準線上。在神雀兒將她從冰天雪地中救出來後，她一直都夢想變成人。小唯曾經問雀兒：「你有過人的體溫嗎，有過心跳嗎，聞過花香嗎，看得出天空的顏色嗎，流過眼淚嗎，世上有人愛你、情願為你去死嗎？」這些只有人才能擁有的感覺，是小唯最想得到的生活。她最後不惜用自己美艷的皮膚換得靖公主的人心，下嫁到天狼國與虎狼為伍，就是想要體驗那種雖然短暫但卻幸福的人類生活。對人類世界的神往成為影片突出的敘事主旨，也成為影片著意表達的一種價值取向。由此可見，就是在娛樂功能佔主流的商業電影中，中國電影依然在講述著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念，而沒有完全信奉「娛樂至上」的商業取向。

一部影片在文化價值觀方面的正確與否，對於這部電影市場營銷的成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設定一部電影的文化趣味，如何確定一部影片的文化主題，這些其實都是影響一部影片市場盈虧的重要因素。電影，歸根究底是一種要在市場上流通的大眾文化產品，如果它在文化價值取向上脫離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離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共同認可，其經濟市場的前景必定黯淡。所以，建構中國電影強國的時代使命，並不僅僅是一個電影的經濟學命題，同樣也是一個電影的文化價值建構與傳播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