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左聯電影主題影展

㈠ 陶晶孫的人物生平

1929年1月陶晶孫應上海東南醫學院之聘，夫婦倆從日本回國。一到上海他們就落腳在創造社朋友聚集的虹口，最初住在北四川路永安里，後遷居多倫路的燕山別墅，三十年代中期定居山陰路216弄2號。在此期間，他一面進行醫學研究，一面從事文學活動，積極投身於新興文學革命的洪流。
1929年參加藝術劇社。同年11月1日《大眾文藝》2卷1期起由他接編，先後在該刊發表木人戲《羊的素描》和翻譯文學作品《運貨便車》（屋托·密拉）、《秋晴》（小堀甚二）、《兵和兵》（島田美彥）、《公共長凳》（村山知義）、《沿海州紀行》（細川隆之）、《死前的友情》（林房雄）、《鴉片戰爭》（村山之義）、《革命十年間蘇俄的音樂的發展》、《德國新興文學》（中野重治）、《誰最蠢》（威特福該爾）、《村山之義》（貴司山治）等論文與譯作，熱心介紹各國新興文藝。這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在籌備，他利用《大眾文藝》這一陣地配合了「左聯」的籌備，有效地貫徹了「左聯」的文藝方針。
1930年3月2日出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為「左聯」發起人之一。當月，他負責編輯的《大眾文藝》即成為「左聯」機關刊，3月和5月，廣泛介紹蘇聯、德國、美國、日本、法國等國的新興文學。他還發起和組織文學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並在該刊2卷3期發表《大眾化文藝》一文。
1931年12月20日《北斗》1卷4期發表他的抗日題材劇本《誰是真正的朋友》。1932年7月《北斗》2卷3、4期發表他對文學大眾化問題徵文。同年6月10日《文學月報》創刊號發表他關於「一·二八」事變的回憶《在炸彈下三日間》。同年12月中蘇兩國政府恢復邦交，「左聯」發布《中國著作家為中蘇復交致蘇聯電》，他在電文上簽字。
1946年去台灣。1950年離台去日本。1952年2月12日在日本死於癌症。

㈡ 誰能告訴我中國電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中國電影發展史有4個階段。

1、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

2、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照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

(2)虹口左聯電影主題影展擴展閱讀

中國第一部電影介紹

《定軍山》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並在前門大觀樓放映，該片由任慶泰執導，譚鑫培主演。影片於1905年12月28日在中國（清朝）上映，結束了中國沒有國產電影的歷史。

影片《定軍山》取材於《三國演義》第70和71回，是講三國時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在鏡頭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幾個片斷。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萬人空巷。

㈢ 賈樟柯介紹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亮點，此次電影展的主題是什麼

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在2021年10月12日至19日舉行。這次電影展的創始人賈樟柯介紹了這次展覽的主要展出亮點和主題。我們來看一下。以此活動向山西所有奮戰在抗洪第一線的人員表示敬意！相信，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當地政府的正確指導下，山西人民一定可以戰勝難關，重建家園！

㈣ 270分啊~~~大家幫我找找大作家 夏衍 的研究資料~~謝謝

祖籍河南開封，1900年10月30日生於今浙江杭州彭埠鎮嚴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鄉參加五四運動，與同學一道發起並創辦了當時浙江第一本進步刊物《雙十》（第2期改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學，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譯有高爾基的《母親》等外國名著。

1929年，與鄭伯奇等組織上海藝術社，首先提出「普羅列塔利亞戲劇」的口號，開展無產階級戲劇活動。

1930年，加入左聯，當選為左聯執委。

1933年後，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員、電影組組長，為中國進步電影的開拓者、領導者。創作有電影劇本《狂流》、《春蠶》，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及報告文學《包身工》，對上世紀30年代進步文藝產生巨大影響。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廣州、桂林、香港主辦《救亡日報》、《華商報》，後輾轉到重慶，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主持大後方的文化運動，曾任《新華日報》代總編。改編創作《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劇本，著有《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等理論專著及《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等。

新中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國文聯第一屆全委會委員。

1955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電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務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再次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國影協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當選中國影協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並致開幕詞。

199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1995年，在北京醫院逝世。

夏衍在充滿驚濤駭浪的20世紀中國文壇上奮戰70載，以不知疲倦的獨特品格、英勇善戰的輝煌業績，贏得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成為我國卓越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文化戰線領導人。

在「夏衍研究」過程中，我們對夏衍艱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獻的功業，有了進一步擴大與加深的理解。這位世紀老人在眾多的文化領域不倦地開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孫家正同志說：「夏衍是中國電影的根。」真乃一語中的。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於斗爭的需要，黨組織派夏衍進入文化界，並深入到電影界。遵奉黨的「將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與鄭伯奇將蘇聯電影大師普多夫金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腳本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奠定了中國電影重視文學創作與導演運用蒙太奇語言的理論基礎。猶如「竊火者」將火種與技藝送到人間。

隨後，黨組織決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黃子布）為組長的電影小組，開拓左翼文化陣地。他們在上海各主要報刊陸續開辟了電影副刊，發表大批有分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加強了左翼電影隊伍的組織工作，形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創作力量；大力譯介蘇聯電影創作及理論，由夏衍化名丁謙平翻譯刊出蘇聯有聲電影劇本《生路》，這是中國翻譯的第一部蘇聯電影劇本……他們用辛勤的勞動與有力的斗爭，促進了1933年左翼電影創作高潮的出現，為中國電影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不可磨滅地記載著夏衍的勞績與奉獻。

為了摸索電影創作的規律，他成了電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錶、手電筒與筆記本，一部電影要看上幾遍。用他自己的話說：「先看一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然後分析這個鏡頭為什麼這樣用，為什麼能感人。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後，用秒錶算算幾秒鍾或幾分鍾，然後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

夏衍創作的第一部電影《狂流》，於1933年3月問世，在上海引起轟動。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中國新電影真正的誕生。它第一次把攝影機對准農村，稱得上是中國電影第一部現實主義傑作。同年，他向觀眾奉獻了4部優秀劇作；此後每年均有兩部以上影片問世。10餘部姿態嶄新的電影，以廣闊的生活視野、鮮明的主題思想、巧妙的藝術構思，贏得了廣大觀眾，奠定了他在電影界備受尊崇的地位。

《春蠶》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銀幕，開創了將名著改編為電影的先河。這也是將中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電影的第一次嘗試，獲得觀眾、文藝界和魯迅先生的贊揚。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滄桑，在20世紀80年代義大利舉辦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上，《春蠶》又受到西方電影同行的贊美。新中國成立後，夏衍又創造性地把《祝福》（魯迅）、《林家鋪子》（茅盾）、《憩園》（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編為電影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我國電影史上的名作，達到電影藝術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是一部電影藝術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裡面既有從事電影創作的寶貴經驗總結，又有電影藝術領域普遍規律的概括與闡述。歐陽予倩評之曰：「言簡而意賅，語近而旨遠，對於學習編電影劇本和話劇劇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標。」此書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電影工作者案頭必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主管電影的夏衍，還常常動手為他人修改劇本。許多著名影片的腳本都經他親筆改過，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風暴》、《聶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經他修改的地方多達240多處。鄧小平同志曾贊之為「電影醫生」。

夏衍對於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不朽貢獻難以盡述。在這位前驅者從事革命文藝工作65周年之際，國務院特授予他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這，就是深受電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師夏衍。

二

夏衍在戲劇領域呈現出卓爾不群的大家風范。他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戲劇創作至50年代止，20年間發表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藝術魅力而被認為是他的3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代表作品。他的劇作對中國話劇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使他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劇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於其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發表、公演與轟動而聞名於世的。

綜觀夏衍的話劇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確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們是鮮明的政治性、強烈的時代感與嫻熟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他的劇作無不環繞著時代、社會與人生展開，但又總是通過藝術的手段加以表現。因其中大部分寫於抗日戰爭時期，故而內容幾乎都與抗戰有關，無不貫穿著全民抗日的時代氛圍。他善於從社會一隅的現實事象中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成長。他一方面通過劇中的人物與故事，反映那個令人窒息的黑暗時代；另一方面又寄託無限希望與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劇作每每在觀眾和讀者的心頭，勾起他們的悲苦與歡欣。著名評論家唐弢先生譽之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其二，夏衍劇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長描寫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顆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讓他們蹉跌、創傷、愛憎、悔恨，最終達到一個可能到達的結局。他筆下著重歌頌的正面人物，也總帶有缺點，帶有時代與階級的烙印，因而顯得更真實、更自然。描寫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發掘內心世界為主要藝術手段。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邏輯，要真實。他說，只有真實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過人物真實、復雜的思想感情，才能與觀眾交流，激起共鳴。他以細膩的心理描寫，准確再現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練的動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獨特的內心感受；他以有機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處環境構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獨到的手筆，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藝術功力。

其三，夏衍劇作的藝術結構單純集中、嚴謹勻稱、意境深遠，與他整個藝術風格相統一。他的戲劇情節總是緊緊圍繞著主題而發生、發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戲劇結構的起承轉合，講究布局謀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說他的戲過於平淡，我們恰恰認為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正是他不同於別人的藝術追求。他總是把筆力用於渲染沖淡、深遠的意境，從中深入刻畫人物精神的振盪、心靈中的搏鬥，比如《法西斯細菌》。他的劇作結構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跡，幾乎讓人覺察不到作家的匠心，彷彿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這正是夏公與眾不同的藝術才華。

夏衍的劇作，對後人顯示著悠久的藝術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見的戲劇觀念，對戲劇創作藝術規律的探索與總結，對於後代同樣具有長久的啟迪作用。

三

20世紀20年代後期，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夏衍首先以翻譯外國理論書籍及文藝作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以翻譯家沈端先的名字為文壇所知。他的第一部譯著是法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撰寫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最早、最忠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著作；也是經過他的筆，第一本被介紹到中國的關於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後在婦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早期婦女運動工作者鬍子嬰寫於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及過，她們當時組織婦女進步團體時，特地選用此書作為學習教材。此後，夏衍又以不倦的勞動翻譯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與論著，如芥川龍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選譯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新興文學論》等，在進步文化界亦發生過重要作用。由於這方面的顯著成績，1928年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時，他被選為9名執行委員之一。

當然，在夏衍翻譯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對高爾基《母親》的翻譯與傳播。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巨著，經過他的筆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對於身處在高壓下的中國民眾，《母親》是一線點亮心燈的明光。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部暢銷書，一年內重版兩次，很快遭到查禁，聰明的書店老闆把封面由紅色改成綠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國禁止發行。文化名人夏丏尊當面質問國民黨元老邵力子，並將書名改為《母》，署名改為「孫光瑞」，「破例來個冒牌」，由開明書店一連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讀者中的強烈影響是無法禁絕的，它總是生命不息地流傳著，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發表了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典範的作品《包身工》，並立即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他是在艱難地、認真地進行大量調查、體驗的基礎之上，以驚人的透視力，對「包身工」所處的人間地獄作出了精確的判斷，得出了深刻的認識，然後運用他特有的冷峻、銳利的筆鋒，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工人最底層的生活，血淚斑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讀這樣的文字，讓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對西歐、北美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描繪。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當年索洛警告過美國人當心每根枕木下橫卧著的屍骸，夏衍則在《包身工》中警告這些殖民者當心呻吟著的每一個錠子上的中國冤魂。直到老人家離去前不久還曾說過：「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固然是他對自己作品過於苛刻的評價，但也從中透露出對這部傳世之作客觀價值的重視。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他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的時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達12年之久的起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麼什麼家，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他常幽默地講，自己只是個業余作者，正業則是新聞工作。從中至少可以讓我們感悟到他對新聞戰線崗位的重視。是的，12年新聞記者的勞績，實實在在地體現於約五六百萬字的成果。在他自認為「畢生最難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幾乎每日不停筆，每天至少一兩千字。政論、雜文、散文、隨筆……各種內容無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化、藝術、科學、人物、社會生活、時事評論、旅遊札記……真可謂豐富多彩、文情並茂。廖沫沙同志在為《夏衍雜文隨筆集》而作的序文《凌雲健筆意縱橫》里就此而論曰：「夏衍同志實在是中國文壇上罕見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每日必寫的社論、報道、補白等之外，他還有十分擅長的一手絕活：自然科學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機無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這樣集中地描畫與介紹自然界事物的生長變化，或者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論人論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勝，在我國文壇上卻還是罕見之作。」於此可用他寫於1940年戰火頻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為佐證，從中很可以看到這位前輩的靈魂。文章寫道：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種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決不會悲觀和嘆氣，因為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了斗爭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地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鬨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筆，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寥寥數百字、講述了一個涵蓋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筆法如此簡潔、生動、深刻、透闢，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國解放後，夏衍自雲：「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台一樣地感到手癢。」於是又應《新民晚報》之約，開辟了「燈下閑話」專欄，以匡正時弊，扶正祛邪。20世紀60年代，他又應《人民日報》之約，針對大躍進的失誤，以筆名黃似在「長短錄」總題下，與文友們連續發文總結經驗、評價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讀者中流傳頗廣。

在藝術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沒有成為夏衍事業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熱愛藝術，但不止於藝術。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許許多多在藝術家看來也許是不屑一顧的組織、說明、動員、勸解、安置、迎送、爭取、營救等工作。這是如此具體、細致、困難、艱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生活、溫暖大地的最寶貴的摯情。「夏公」這個稱呼始於何時、出自何人的准確結論尚待考證，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文藝界朋友們就這樣稱呼他了，公，是正直無私的意思；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公，又是對長者、顯者的尊稱。當時的山城重慶，是大後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環境險惡，矛盾交錯，困難重重。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這個特殊的圈子裡工作，獲得這樣的稱呼絕非偶然。據有的老同志回憶，文藝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氣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紅耳赤的紛爭，變作一團和氣，他堪稱文藝球場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對黨有一顆忠誠的心。他童年時家境衰敗，在8個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歲喪父、全靠寡母辛勤勞作和親友接濟幫助，勉強解決衣食問題。貧窮、窘迫，使他性格內向，不苟言笑，慈母愛憐地稱他「洞里貓」。14歲高小畢業，當過染坊學徒；15歲以「品學兼優」被推薦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讀書；19歲捲入五四運動的狂潮，發表抨擊封建、守舊輿論的激烈文字，得到陳獨秀的贊許；20歲以優異成績畢業，帶著師長們「工業救國」的囑托，東渡日本求學。在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他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洞里貓」的思想深處掀起了波濤，從「工業救國」的「洞」里走出，成為留學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孫中山先生親自關懷下，指定李烈鈞將軍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隨即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撲面而來的白色恐怖中，共產主義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風采。他徹底醒悟了，毅然走進被血與火包圍著的革命者行列，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找到馬克思主義，找到黨，他從此堅強而自信。遵照黨的思想路線，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當璀璨陽光沖破濃重陰霾的時刻到來時，民心大快，萬眾歡騰！黨中央為夏衍平反，恢復名譽，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當益壯，銳氣不減當年。他和祖國、人民一起，為崇高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華民族新文化事業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奮鬥了20載寒暑春秋。

85歲高齡時，夏衍寫成長達33萬言的重要著作《懶尋舊夢錄》獻給人民。他告訴讀者：「我這個人很平凡，但經過我的這個時代，實在太偉大了。」

在他90歲生日之後，他對身後之事作了不同尋常的安排：

他把價值百萬元的藏畫，統統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條件是：不要獎金，不要獎狀。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費送他去日本求學。

他把稀世珍寶《納蘭成德長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條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這座光榮的城市把他引上斗爭的舞台。

他把價值連城的珍貴集郵無償地捐獻給國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書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

他還有什麼可捐獻的？字畫、長卷、集郵、藏書，再珍貴也是有價的；而他對祖國、對事業的一腔熱血、滿懷忠誠卻是無可估價的！

夏公以95歲高壽離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將永存！

於今，夏衍的才幹、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奪目的人文精神已匯入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時，他又以現代人的至高品格豐富了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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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光亨;李明;;文學作品與中高級漢語教材[A];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C];1987年
9 尚春光;;主體的轉移與功能的反作用——近年小說語言比喻轉異現象探討[A];中國小說研究[C];2003年
10 花超;;中日女性文學作品中承載的社會功能之比較——以《小姐你早》與《樂譜帳》的景物描寫為中心[A];中外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2004年

中國重要報紙全文資料庫 前10條

1 記者 尚栩;近八成法國人不喜歡獲獎文學作品[N];新華每日電訊;2008年
2 記者 烏雲圖雅;《海·寶音阿日畢吉夫新聞文學作品》研討會舉行[N];錫林郭勒日報;2009年
3 袁險峰 中共廣安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為新時代而歌 為新廣安而賦[N];廣安日報;2009年
4 本報記者 石鑫;一批反映民族團結文學作品出爐[N];阿克蘇日報;2009年
5 秦聞;三部文學作品入選陝西省「五個一工程」獎[N];文藝報;2009年
6 本報記者 顏婧;犍為文學作品集體亮相[N];四川日報;2009年
7 閩聞;福建省「南國風」海峽西岸題材文學作品大賽揭曉[N];文藝報;2008年
8 李嵐清;學習夏衍，為建設中國先進文化而奮斗[N];新華每日電訊;2000年
9 本報評論員;不忍卒讀「狗咬人」新聞[N];深圳特區報;2009年
10 王艷;錢塘江的兒子[N];浙江日報;2000年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前10條

1 張煒煒;老舍與語文教育[D];山東師范大學;2006年
2 帕孜來提·努熱合買提;維吾爾現當代作家祖農·哈迪爾研究[D];新疆大學;2006年
3 倪文波;崔致遠文學創作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06年
4 吳從祥;唐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山東大學;2006年
5 趙慧平;文學批評的存在方式[D];復旦大學;2003年
6 王奎軍;歷史、文學文本、文學價值——以賽金花題材文學作品為個案[D];暨南大學;2001年
7 劉陽;困境中的突圍[D];浙江大學;2006年
8 楊俊;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研究[D];復旦大學;2006年
9 鄒建;法國電影新浪潮與中國電影新生代比較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6年
10 孟岩;泰中動作電影比較研究[D];上海戲劇學院;2007年

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前10條

1 夏燕;論電影藝術接受的審美規律[D];貴州師范大學;2003年
2 田岩;文學作品中英漢恭維贊賞語比較[D];長春理工大學;2004年
3 萬美芳;中學歷史教學中對文學作品的運用[D];江西師范大學;2006年
4 唐萬山;論中學生文學作品閱讀能力的培養[D];山東師范大學;2003年
5 姚成麗;論夏衍話劇的散文化結構[D];山東大學;2007年
6 吳霜;文學作品中文化信息翻譯研究[D];首都師范大學;2002年
7 朱學鋒;理解 對話 融合[D];南京師范大學;2004年
8 司慧慧;暴力影像的詩意狂歡[D];鄭州大學;2006年
9 吳德玲;新課標下初中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04年

㈤ 北京國際電影節主題是什麼

2020年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主題是：夢圓·奮進。

本屆電影節於2020年8月22日至8月29日舉辦，按照常態化疫情防控和融合創新發展要求，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夢圓·奮進」為主題，突出「雲上北影節」特色，採取線上線下聯動形式。

組織啟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劃·主題論壇、北京市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電影+、再相聚等系列活動，打造一屆傳承亮點、創新特點、提升高點的電影節。

舉辦意義：

2020年8月29日，為期8天的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圓滿落幕。展映300多部中外佳片，市場簽約金額330.89億元人民幣。29日當晚舉辦了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特別節目——「再相聚」。在全球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率先吹響了中國電影復興的號角，為人們奉上了一場精彩的電影盛會。

北京國際電影節將匯聚大批國際高水準的影片、機構和人士，打造高端優質的展示、交流、交易平台，為中外人文交流搭建獨特的橋梁。

㈥ 北京國際電影節主題

2020年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主題是：夢圓·奮進。

本屆電影節於2020年8月22日至8月29日舉辦，按照常態化疫情防控和融合創新發展要求，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夢圓·奮進」為主題，突出「雲上北影節」特色，採取線上線下聯動形式。

組織啟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劃·主題論壇、北京市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電影+、再相聚等系列活動，打造一屆傳承亮點、創新特點、提升高點的電影節。

舉辦意義：

2020年8月29日，為期8天的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圓滿落幕。展映300多部中外佳片，市場簽約金額330.89億元人民幣。29日當晚舉辦了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特別節目——「再相聚」。在全球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率先吹響了中國電影復興的號角，為人們奉上了一場精彩的電影盛會。

北京國際電影節將匯聚大批國際高水準的影片、機構和人士，打造高端優質的展示、交流、交易平台，為中外人文交流搭建獨特的橋梁。

㈦ 魯迅的相關資料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魯迅原字豫山，後改豫才。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是其投身五四運動後使用的一個筆名，因為影響日甚，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魯迅。1881年9月25日誕生。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
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志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被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葬於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葯》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魯迅曾因為母親的安排娶朱安為妻，但朱安其貌不揚，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思想很陳舊，魯迅的家鄉紹興有一種風氣，看不起離婚的女人，魯迅心善，不想讓朱安淪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為由，離開了朱安，後另娶了許廣平，生下了海嬰。朱安一生都沒有和魯迅圓過房，生不了孩子。魯迅死後，是朱安為他守靈，但朱安死後卻沒人為她守靈，朱安終其一生始終是不幸的。

2、生平和創作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葯方到葯店去取葯，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通過科舉考試，可以陞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借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余，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通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切實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獨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 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狀況和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欺侮的歷史命運。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在這時，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裡，苦在心裡，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討伐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喚重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宣言書。它帶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華民族的凄厲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中國的小說，只有到了魯迅那裡，才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這個更廣大的題材領域，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姑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採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並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洩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這是一個多麼冷酷無情的世界!這是怎樣一種扭曲的人生!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挺起腰桿來做人，爭取自己幸福的未來。

除了社會底層的人物形象之外，魯迅還塑造了一些剛剛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有進步的要求，有改善社會的良好願望，有對人、對己的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愛，但當時的社會卻不能容忍他們。「狂人」詛咒人吃人的現象，希望人人都能成為「不吃人的人」，成為「真的人」，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瘋子，必欲除之而後快(《狂人日記》)；夏瑜為社會而犧牲，茶客們說他「瘋了」，華老栓則用他的血來治自己兒子的病(《葯》)；魏連殳關心中國社會，社會卻來迫害他，到他不再關心中國社會時，周圍的人卻來巴結他(《孤獨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為社會，為自己，追求過，奮斗過，但在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歷的都是悲劇的命運。魯迅同情這些知識分子，就是同情中國社會，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只有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為社會的進步而掙扎、奮斗。

魯迅對社會上的兩類人是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的，那就是那些權勢者和偽君子。《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這需要高超的藝術功力。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們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徵，覺察到我們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徵。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著多麼豐富的內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隨著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內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於1928年，後者出版於192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盪，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國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紀處在一種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統治之下，只要掙脫了這種宗教文化的束縛和禁錮，西方的近現代文化就有了發展的力量。中國古代文化則是由各種不同的文化共同構成的，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各種文化都摻雜在了一起，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於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徹底打破了中國古代散文「溫柔敦厚」美學風格的束縛，更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於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還採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聖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聖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徵；《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並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創造力是驚人的，他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歷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這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大師。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扎奮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於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

㈧ 急求左聯人物主要事跡

柔石
柔石(1902～1931),url]浙江寧海人。原名趙平福，門前曾有一塊小石橋，上鐫「金橋柔石」，所以就曾以「柔石」、「金橋」為筆名。代表作有中篇小說《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深夜，被國民黨槍殺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終年30歲，成為「左聯五烈士」之一。兩年後，悲憤總時時襲擊著魯迅先生的心，他的《為了忘卻的記念》成了對烈士永遠的懷念。
在寧海城關北面建有以烈士命名的寧海最大的公園----柔石公園,在離故居百米的地方有以烈士命名的學校---柔石中學。
柔石[1918年入學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加入新文學團體「晨光社」，開始投身新文化運動。 1920年19歲的柔石遵父母之命，與長他兩歲的同鄉吳素瑛完婚。婚後他們育有兩子一女，後來長子趙帝江、次子趙德鯤和女兒趙小薇皆從事教書育人工作,
1924年春在浙江慈溪縣城普迪小學任教。1925年到北京大學旁聽。1926年春因生活無法維持離京南下。至秋到浙江鎮海縣鎮海中學任教。1927年回到家鄉寧海中學任教。1928年初，在中共地下組織和進步力量支持下，任寧海縣教育局局長。1928年6月在上海，結識魯迅，並得到幫助發起成立朝花社，創辦《朝花周刊》。1929年1月，接《語絲》的編校任務。不久，與魯迅合編《近代木刻選集(1)(2)》等，並出版合譯作品集《奇劍及其它》、《在沙漠上》等。11月創作並出版小說代表作《二月》，同時積極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1930年參與由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後成「左聯」機關刊物)編輯工作，並創作小說《為奴隸的母親》，控訴封建社會。同年春天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及左聯，並任左聯常務委員。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代表左聯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會後撰寫長篇通訊《一個偉大的形象》。1931年1月17日，因叛徒告密，在上海漢口路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犧牲於龍華，為「左聯五烈士」之一。柔石一生共留下55萬字的創作作品和63萬字的譯作。2002年9月10日，虹口區人民政府、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文聯、上海市作家協會聯合主辦「柔石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中推出「柔石百年誕辰文物展」。
柔石故居坐落在浙江寧海城關西門,"柔石故居"四個字就是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1960年1月題寫的.
電視電影《為奴隸的母親》根據左聯作家柔石的同名短篇小說改編，是cctv電影頻道於2004年為紀念作家柔石先生誕辰100周年而特別製作的。此前本片已在2005年第17屆法國蘭斯國際電視節上獲最佳音樂獎，在2004年好萊塢國際電影電視節上獲得星光獎最佳影片獎，2004年第十屆上海國際電視節獲「白玉蘭」獎最佳電視劇獎。
影片《早春二月》根據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196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導演謝鐵驪。1983年榮獲葡萄牙第十二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評委獎"。是新中國電影的一個"異數"！十七年故事片巔峰之作！
而根據著名現代作家柔石代表作改編的電視劇《早春二月》，將於近日播出。該劇主要由《金粉世家》的原班人馬打造，劉國權、李大為共同執導，主人公由董潔、辛柏青兩位當紅偶像明星在時隔四十年後全新演繹電影《早春二月》中的經典角色陶嵐、蕭澗秋。

㈨ 「左翼作家聯盟」的歷史

1928至1937這十年間，表面上是國民政府大成功。但1927年的中國國民黨清黨，使共產黨作家從此努力在文學方面奪取領導地位。

1930年3月2日下午2時左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在上海虹口竇樂安路201弄1號中華藝術大學舉行。馮乃超、華漢、郁達夫、田漢、沈端先、潘漢年、周全平、洪靈菲、錢杏邨、魯迅、蔣光慈、柔石、林伯渠等50餘人與會。

在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提出「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戰士」作為戰略任務。」陽翰笙代表黨組織發表總結性講話：「國民黨反動派正加緊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圍剿，鎮壓革命力量。

我們要加強隊伍的團結……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中去，到勞動人民中去。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圖……幫助黨在那裡做好宣傳工作，還要增加對工人的了解。」

成立大會專門建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以進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和闡釋，並且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

1932年，為反擊「文化圍剿」，陽翰笙與田漢等「文總」各團體負責人共同籌劃，抽調金山、趙丹等「劇協」成員，聶耳、呂驥、賀綠汀等音樂人開辟電影戰線，拍攝進步電影，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重心。

陽翰笙代表「文總」黨團組織著力培養聶耳、王瑩、陳波兒等青年藝術工作者入黨，成為進步電影骨幹。左翼電影戰線逐步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電通、天一等電影公司。

1935年2月，上海文委領導成員遭到大逮捕，2月19日晨，陽翰笙在南京的家裡被國民黨抓捕，同田漢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橋監獄。只有周揚和夏衍倖免。左聯與文委失去了與中共中央的聯系。

1935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記者史沫特萊接到了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蕭三的信，在內山書店將這封信轉交給魯迅；魯迅將信通過左聯行政書記胡風、左聯組織部長及黨團成員王堯山，輾轉交給當時左聯的黨團書記周揚。

1935年12月17日，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在陝北舉行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春，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錶王明、康生通過蕭三指示解散左聯；魯迅和茅盾曾對左聯的解散表示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的示弱和潰散，並由此加大了對左聯實際掌控人、左聯中共書記周揚的不滿，

由此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其實是「魯迅派系」借機以更「左」的面目、表示對周揚在左聯內架空魯迅「主帥」地位的不滿）。

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在上海采訪魯迅，問及左聯情況時，魯迅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是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這次采訪內容隨後在《改造》期刊公開發表。

魯迅拒絕加入1936年6月7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另外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魯迅寫信稱「好在現在舊團體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沒有加入，不再會因我而引起一點糾紛。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

(9)虹口左聯電影主題影展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成立此一文學組織，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左聯的旗幟人物是魯迅。

左聯是1930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的團體成員，先後參加「文總」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盟」）、

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記聯」）以及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音樂小組、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及中共電影小組）、中國普羅世界語者同盟（世界語小組）等8個團體。陽翰笙任「文總」黨團書記。

㈩ 誰來告訴我左聯.左翼的歷史.以及它們與魯迅的關系.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舊址：地址在今多倫路201弄2號，原中華藝術大學舊址。系一撞左北朝南、磚木結構三層樓洋房。屋前有花園，外有圍牆。1930年3月2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在此召開，出席會議有50餘人，潘漢年代表黨在會上講話，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講演。大會推舉魯迅、沈端先、錢杏村、田漢、鄭伯奇、洪靈菲為常務委員，周全平、蔣光慈2人為候補委員。

大會通過了左聯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組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漫畫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研究會。左聯盟員由最初50餘人發展到300餘人左右，北平、廣州、日本東京等成立分盟。機關刊物有《萌芽》、《拓荒者》、《前哨》、《北斗》等。同年加入國際革命作家聯盟。1936年為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解散。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魯迅為旗手的革命文學團體。它在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介紹與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培育進步文藝隊伍，創作反映時代精神的文藝作品，粉碎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我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左聯紀念館，是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解放後，一度誤認為多倫路145號為左聯會址，經許幸之提供照片，確認多倫路201弄2號為左聯會址。館名由左聯老盟員、上海市委老領導夏征農同志所題。左聯紀念館建立於1989年10月，由虹口區人民政府、虹口區文化局及社會籌資，在多倫路145號修繕落成了左聯紀念館。

2001年左聯會址紀念館遷回多倫路201弄2號原址。虹口區人民政府加大對文物舊址的保護，出資數百萬元對多倫路201弄2號左聯成立大會會址內的居民進行了動遷，並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撥出專項資金，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對舊址進行全面復員修繕。其中上海市文管會出資百餘萬元按照修舊如舊原則對整幢建築進行修繕，虹口區人民政府負責對居民進行動遷及左聯史料展廳基本陳列的施工布展。2001年左聯會址紀念館遷回多倫路201弄2號原址，同年12月8日正式對外開放。

新館對原有陳列進行了重新設計，展覽面積共計267平方米。一樓為成立大會原址，二樓為展廳。展廳分為「創建?歷程」、「文學成就」、「反抗?犧牲」、「紀念?研究」四大部分，以體現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為主線，充分運用館內珍藏文物，輔之以幻燈、錄象、電影、聲控、光導纖維等現代展示手段，生動形象、全面詳盡地介紹了左聯成立至解散六年間的活動情況和輝煌成就。

形式服從內容，左聯紀念館為了強調本館的作家特性，將陳列版面製作成一本本打開書的形狀，將左聯機關刊物封面做成陳列背景，來烘托氣氛。

在跨入21世紀之時，電腦、聲光電、多媒體功能，已成為現代化紀念館應用、展示手段的一個重要部分，新建的左聯史料陳列，充分運用電腦多媒體與陳列展示有機結合的手段，盡量滿足遊客觀眾的需要。

左聯紀念館盡管是個小館，但是，它緊跟世界先進博物館的設計理念、匠心獨具的設計手段、精緻到位的陳列製作，在全國同規模博物館陳列中尚屬領先，對精神文明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將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