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次別離的主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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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譯名的「分離」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譯成「一次別離」似乎是欠妥的，個人覺得譯成「分離」或許更為貼切。一來，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訪時也說，「Separation」涵蓋了諸多的層面，如何去理解，這個問題需要留給觀眾自己。"A Separation of...."這個語法結構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解讀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別離」卻隱約有種一錘定音的意味，弱化了電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來，看完整部電影，你會發覺所謂「別離」並沒有太多向過去告別的意思，也並非是一個位於時間軸上的重要節點，而是將各種「分離」全都交織在一個故事中，且無論在哪一層面上，都顯示出了一道鮮明的分野與裂痕。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試圖通過兩個不同階層家庭的碰撞來揭示出這道分野與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與精英的分離

納德和西敏所組成的中產階級家庭，顯然是伊朗社會中精英的象徵。他們有房有車，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體面的工作，負擔得起護工和家庭教師的開銷。但導演阿斯哈通過開篇那接近4分鍾的長鏡頭，透露出這個中產家庭正遭遇到的解體危機。一反慣例的是，在離婚的當口上，西敏依然承認納德是一個得體而正派的人。他們唯一的分歧在於，西敏拿到了出國的簽證，因為她不願女兒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至於是何種環境，阿斯哈狡猾地略過不表，點到為止——而納德不願離開患有老年痴呆的父親。老年痴呆的父親是個明顯的隱喻——一個老邁而病入膏肓的祖國。西敏質問納德，你父親還認得出你這個兒子么？納德回答，這又有什麼區別呢，我認得出他是我的父親啊。國家失序的症狀之一，便是中產階級的逃離。離開還是留守，納德和西敏無疑代表了這一群體中兩種截然相反的的觀點。頗有意味的是，納德在法院的長凳上對著女兒Termeh舉手起誓時，卻不想把身邊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牽了起來——選擇離開的大可自由地離開，決心留下的卻處處為僵硬而強大的體系所掣肘，還有比這更絕妙的諷刺么？


三、 民眾與精英的分離

比起精英內部的裂痕，民眾與精英之間已然是一道鴻溝。而這也是整部電影著墨最多的部分。

護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無疑是底層民眾的象徵。他們在身處精英階層的納德和西敏面前，幾乎毫無話語權。 Razieh在和納德的薪資談判中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後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給我個答復吧，這樣我也好找別人」前煙消雲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債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幹得不錯，能不能加點？不滿意你可以不付錢。」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對此，隔著玻璃窗的納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顧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來吧，帶上身份證。

在精英階層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們，無疑屬於一個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體。如果我沒有遺漏的話，在納德和西敏的對白中，有意一次也沒有出現過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對他們來說，民眾只是一張張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場戲是這樣的：納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視地稱呼Razieh為「女士」，邊敷衍著她的問候，邊直奔女兒的家庭教師而去，主動打招呼並稱對方為「Ghahraii太太」。兩相對照，區別立現。另一個更明顯的橋段是：納德的女兒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誦課文：「在薩珊王朝時期，人們被劃分為兩個階層：上層特權階層和普通階層(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馬糾正說，是"普通民眾(the normal folks)」。而此時占據鏡頭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兒，她在一旁鸚鵡學舌地附和著Termeh的背誦。導演的用意再明顯不過：分離的階層觀念，不僅是後天的自然演變，更是一種人為的假定和預設。

而在雙方的直接交鋒中，這種差距更是體現得尤為突出。在法院里，面對納德和Ghahraii太太條理清晰的反駁，Hodjat只能憤懣地對法官說，「我沒什麼可失去的了。」然後他指著納德，「我的問題在於，我沒法像他一樣能說會道。」他情緒失控，他被判蔑視法庭，可他除了以頭撞門之外再無他法。而他的保釋擔保人，還必須有公務員或企業主的身份才行。其後，Hodjat放棄了在法庭上的言辭爭辯，轉而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來獲取真相。他闖進學校逼迫Ghahraii太太對著《可蘭經》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著他最後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邊的納德完全不同，他只通過一個簡單的實驗就證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說的那樣，把她從門口推落至台階，因為這根本不可行。此時，在民眾與精英分離的背後，還隱含了另一種層面上的分離——宗教信仰和世俗規則之間的分離。而無論從哪種層面上來看，高下立判，勝負已分。

事實如此，在精英階層面前，普通民眾徹底居於被動。平時，他們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而當他們試圖抗爭時，又完全力不從心。但吊詭之處在於，在納德的父親——伊朗國家的象徵——患病之後，西敏選擇離開；有工作有女兒的納德無暇顧及，只好選擇僱人幫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勢的Razieh擔負起了最臟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無比精確的社會速寫。


四、 道德與現實的分離

在事故發生之後，盡管納德、西敏與Razieh、Hodjat處於相互對立的立場，但他們都在各自道德的約束下被捲入了這場紛爭。只不過，一方信守的是傳統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則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規則和個人道德。但這還只是一個開端。

Razieh的看護工作受制於宗教道德，在為老人洗澡之前，還需要打電話向宗教權威請教是否可行。在這個一路狂飆的現代世界裡，古老的宗教觀依然頑強地延續著它的生命力，傳統和現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漸彰顯。而因為顧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車禍實情的Razieh，一邊要將這出戲繼續演下去，一邊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譴責。這種掙扎一直持續到納德和西敏願意出錢賠償，才觸及到她的底線。諷刺的是，她道出實情的理由並不是擔心會給自己的女兒帶來負面的影響，而是害怕會招來可怕的詛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樣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也一個因無力養家而自責的男人。當Razieh袒露車禍實情後，他想收下賠償金並獨自承擔說謊的罪過。此時，在與宗教道德的沖突中，身為父親和丈夫的責任感最終占據了上風，贏得了一場近乎自殘的勝利。

納德為女兒溫習單詞，告訴她寫正確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無妨，則是一處用來勾勒人物性格的鋪墊戲。在順便嘲笑僵硬的學校教育之餘，更是在表明納德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他不介意為堅持原則付出小小的代價。但面對法官的追問時，他卻違心地說了假話。當恪守道德便意味著遭受法律的制裁，當堅持的代價過於高昂時，向現實妥協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其後法官要求詢問他的女兒Termeh，納德既沒有鼓勵她說出真相，也不曾慫恿她為他圓謊。他沒有勇氣向上攀升，同時也拒絕繼續墜落。他的不選擇，卻等同於將選擇的重擔轉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這一轉移，不想卻成為了另一種分離的肇因。


五、童年時代與成人世界的分離

Termeh和Razieh的女兒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場戲，是全片中為數不多的幾處亮色之一。那個時候，她們還生活在一個用童話與課本堆砌出的世界裡——那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當她們的父母不約而同地選擇用謊言來應對時，灰色出現了。她們被迫承擔起了不該由她們承擔的重負，保守著一個昏暗渾濁的秘密，她們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謀。而後，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動聲色地幫著父親圓謊，轉眼又在汽車後座上淚流滿面。她的童年時代從此崩塌，而在它的廢墟之上隱約出現了一個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臨近結尾時，這兩個孩子那陰沉對視的一幕，堪稱全片最驚心動魄的畫面。在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兩個小女孩一同在向她們的童年時代無言地告別。一個殘酷的成年儀式完成了。


六、納德與西敏的分離

納德與西敏的分離，是整個故事的源頭，同時也構成了諸多「分離」中最淺顯可見的一個層面。事實上，分居起初只是種姿態，是一件納德和西敏用來博弈的武器。納德以為女兒和自己更親，她不走，西敏也不會走；西敏知道女兒為了留住她會呆在父親的身邊，所以除非納德棄子認輸，她也走不了。兩人之間，便維持著這樣一種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納德在是否該支付賠償金的問題上相持不下，以至於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間井噴，情勢的發展漸漸超出了兩人的控制范圍。當西敏朝堵在門口的女兒大喊：「鬼才答應過！」時，一切都變得無可挽回了。影片最後，阿斯哈又安排了一個納德和西敏在法院長廊里等候判決的長鏡頭，所有的「分離」都在這里等待觀眾給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電影與大陸電影的分離

好玩的是，對於大陸電影而言，最後還會多出這一層面上的分離。那些老是把懷才不遇歸咎於投資匱乏的苦主們可以閉嘴了，人家這部基本用手持攝像機拍攝的《分離》才花了不過區區30萬美元，這點錢都不夠國內某些豪華爛片做宣傳的，用來雇水軍在網路上刷分可能還差不多吧。至於把所有症結都推諉到審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顯得不那麼可靠了。繼《三個傻瓜》和《芭薩提的顏色》令我們驚覺，原來印象中只會又跳又唱的印度電影已經遠遠甩開我們一大截之後，面對受到同樣桎梏的伊朗電影，大陸電影還留有多少自辯的餘地呢？整體水準低劣，審查制度當然難辭其咎。但個人拍不出好電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內功不夠。對此，借用卡爾維諾的一段話再合適不過了：「免遭痛苦的辦法有兩種，對於許多人，第一種很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種有風險，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學習：在地獄里尋找非地獄的人和物，學會辨別他們，使他們存在下去，賦予他們空間。」

❷ 當代電影《一次別離》是哪個國家的電影

一次別離，全名應該是 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 這是一部伊朗的電影 納德（佩曼·莫阿迪 Peyman Moadi 飾）與西敏（蕾拉·哈塔米 Leila Hatami 飾）是一對夫妻，他們的女兒叫特梅（薩日娜·法哈蒂 Sarina Farhadi 飾）。西敏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國外，但是納德堅決反對，原因是納德的父親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顧。兩人為此對薄公堂，准備離婚，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請求

❸ 伊朗電影《一次別離》屬於表現主義美學的電影。是否

錯誤

❹ 一次別離電影開頭和結尾怎樣呼應的

電影開頭就引出了主角之間鬧離婚的劇情，是為了之後西敏離家，瑞茨捆了父親，然後納德暴怒犯下錯誤而埋下的的伏筆，整個故事也是因為西敏的離家才引發。過程展現了親情、人性、文化沖突和當下伊朗特殊的宗教力量和社會形態，也正是因為伊朗這特殊的環境從而使雙方的離婚變得必要且不矛盾。
簡單來說，就是用一次事件、一個錯誤引發的後續來串聯全文。

❺ 電影一次別離表達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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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是由阿斯哈·法哈蒂執導，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薩蕾·巴亞特等人主演的劇情片。於2011年2月15日德國上映。影片講述了一對准備離婚的夫妻納德和西敏，面對癱瘓在床的老父親、流產的女鍾點工等諸多問題，他們在道德與法律的糾結中痛苦掙扎的故事。

❻ 如何評價「一次別離」這部影片

任何人，當看完《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後，就會恍然明白：為什麼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是它，而不是《金陵十三釵》。

在觀影的過程中，我突然想，如果從主題深度來劃分電影的檔次，或許可以分為四等：四等電影是展現一幅絕妙的畫面來蠱惑觀眾，如《十面埋伏》《畫壁》；三等電影是講述一個精彩的故事來勾引觀眾，如《瘋狂的石頭》《讓子彈飛》；二等電影是塑造一個飽滿的人物來感染觀眾，如《被告山杠爺》《桃姐》；一等電影是設置一個兩難的困境來啟發觀眾，如《小城之春》《奇遇》。

《一次別離》能夠給人長久思考的關鍵就在於它對生命、生活和人性的困境所做的深刻透視，它幾乎涉及到了人類所有的困惑。盡管它是從本民族的國情出發來敘事的，但其豐富的內涵已經面向了整個世界。

國家與個人：當國家拋棄了個人，沒能為個人的生活幸福和價值實現創造條件之時，個人是否可以離開國家？個人追求自我的權利和忠於祖國的義務之間形成了矛盾，西敏想要移民，她就必須得面對這個困境。

丈夫與妻子：因為納德不同意離開伊朗，也不接受離婚，西敏為此出走。但是當納德遇到困難的時候，西敏還是伸出了援助之手。西敏幫不幫納德是一個選擇，納德接不接受幫助也是一個選擇。

父親與女兒：如果說了真話，納德就會被判入獄，他將無法照顧女兒；如果不說真話，他又會失去在女兒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進行言語決定了納德與女兒的關系。

富人與窮人：電影中，一個是上層階級的家庭，一個是底層的家庭，但是它們都遇到了困境。相對之下，富人的困境更多的是來自情感和道德方面，窮人的困境更多的是與金錢有關。

尊嚴與金錢：如果瑞茲的丈夫接受了協議賠償，他將失去男人的尊嚴；如果不接受，家裡的債務就無法解決。要麼堅持靈魂的純凈，要麼向物質低頭，兩者只能取一，或此或彼。

信仰與生命：為了生命的存活，西敏只能說謊，但同時她又懼怕上帝的懲罰，害怕遭受報應。上帝讓人成為精神的虔誠者，卻無法解決物質的貧乏。

法律與人情：法律的正義原則或許可以高效的處理某些復雜的問題，但同時它又會損害人性的溫情。有意的罪惡和無意的罪惡都會受到法律懲罰，而關於有意與無意的判斷往往讓人陷入絕望的境地。法律由人制定，又常常損害人的美好。

真實與謊言：在一定的語境中，真話和假話不是絕對的善和惡的對比。真話會給生活造成極大的迫害力，假話也會挽救一個即將破碎的關系。女兒在說謊之後奪眶而出的淚水便是她遭遇如此困境的痛苦。

活與死：患老年痴呆症的父親是電影的一個象徵符號，當其餘人都在喋喋不休的爭吵的時候，只有他是沉默的。這些糾紛從根本上說是因他而起，但他絲毫不知道，也無法過問。他是生命體，但又像神一樣審視著一切。他的「活」為其他人的「活」帶來很多問題，但他即使「死」了，也不一定就能讓其他人更好的「活」。

《一次別離》讓每個人都陷入困境之中，他們必須做出選擇，任何一個選擇都會讓生活走向一條不同的道路。人是可以進行理性思考的動物，但人的豐富的情感又決定了他的猶豫和彷徨。這便是人類永遠無法解決的困惑，如果一部電影能通過敘事和影像對這個命題進行審視，它就有了哲學的思辨味道，它的藝術性便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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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如何評價《一次別離》這部影片

在伊朗電影《一次別離》中，導演阿斯哈·法哈蒂讓兩個主角一開場便直面鏡頭，在爭吵中各自申訴離婚的理由。這時候，觀眾被迫占據了法官的視角。也就是說，導演一開始就讓觀眾做好了捲入一場「民事糾紛」的心理准備，並且要求觀眾對「糾紛」像法官一樣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這場糾紛發端於：西敏決定要帶女兒特梅移民，卻遭到丈夫納德的拒絕，因為他堅持留下來自己照顧痴呆的父親。另一個糾紛也由此引起：納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顧父親，他們之間卻因為失職和懷疑而發生推搡，瑞茨流產，原本就已焦頭爛額的納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為自己辯白，直面各種困境和考驗。

於是，一場糾紛從家庭內部開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階層之間、文化差異之間蔓延，同時也改變著原來家庭內部的關系。一個意外，像一個突然出現的漩渦一樣，讓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靜的日常生活中突然發生激烈碰撞。

在某種程度上，《一次別離》幾乎是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完美樣本：鏡頭對准身邊的普通人，實景拍攝，自然光效，用質朴的旁觀者視角（大量肩扛式鏡頭）貼近而不動聲色地記錄事件，同時洞悉每個人物的真實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華為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與多數伊朗電影的非戲劇化敘事不同，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這部電影中展現了在日常生活語境中塑造人物、編織故事的非凡敘事才能。這部電影中的每個人物都鮮明而獨特。

男主角納德固執己見，堅持原則，在移民和照顧父親的選擇上他從沒猶豫過，不該給的小費他會讓女兒重新要回來。然而，在後續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納德卻多次掙扎了：他想打贏官司避免牢獄之災以便照顧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兒保持真誠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錢來最後解決問題，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執而失去女兒。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在重重生活壓力下艱難地忠於自己的家庭責任、艱難地試著妥協，對別人不免有點冷漠和粗暴的中產階級男性形象，真實而復雜。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顯得靈活通達，易於溝通，也善於用錢來解決問題（比如在搬鋼琴的小事上）。她面臨的基本困境是：她嚮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兒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然而由於丈夫納德的固執她必須要付出離婚的代價。她必須在簽證過期前，爭取丈夫和女兒或女兒一個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棄移民，而突發的「流產糾紛」正為她提供了最後一次爭取的機會。
對女兒特梅來說，和母親一起移民還是跟父親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別的選擇，她必須做出自己艱難的決定。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糾紛後，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實都做了錯誤的事情：父親用暴力和懷疑、謊言傷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親用金錢傷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後的選擇，不只是在父母中間二選一，更是是兩種生活方式中（國外的、本土的）的選擇，更是要對整個事件給出自己的道德判斷。在電影最後一個長鏡頭中，納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樓道里等待著特梅的決定，電影意味深長地結束於此，彷彿在說：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終的、最重要的判決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信仰主宰著她的行為。因為身處社會底層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債，她不得不瞞著丈夫帶著身孕去當臨時工賺錢。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須在她最需要的金錢的考驗下堅持自己的誠信，「有疑慮拿錢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賈德則是一個失業鞋匠，在社會最底層飽受貧困和壓抑，脾氣暴躁，對司法系統和上層階級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著喪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著公正和尊嚴（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錢來緩解生存壓力。

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導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個人物（而不是把他們符號化、道具化），為他們都設置了獨特的處境（壓力和困境），並讓每個人以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觀和個性來作出選擇。正如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所說，「無論他言說什麼，無論他們舉止如何，我們了解深層的人物性格的唯一辦法，就是看他們在壓力之下作出的選擇。」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構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法哈蒂的高超之處就在於，他把如此多的鮮明人物（看似）輕松地放進了一個日常故事中，而不藉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來完成故事的構建。或者說，導演創造了一個豐滿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沖突里每一個人的處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這些沖突不是宏大的善惡或正邪或是非之間的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瑣碎的善之間、或者卑微的掙扎者（常人、自我保護者）之間的對抗。

「設計故事能夠測試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測試他對社會、自然和人心的知識。故事要求有生動的想像力和強有力的分析性思維。」麥基在《故事》中說。

無疑，這部電影顯示了法哈蒂對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獨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內部不可剔除的各種矛盾和張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敗感和壓抑感，包括傳統和現代的沖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階層和人群中的不同影響力，階層之間的不信任感，維系生活的謊言和對真誠的渴望之間的張力„„而且，他創造出了表達這些洞察的最真誠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說，兒子獨自照料痴呆的父親（據說導演有過類似經歷），在浴室中

給他沖澡搓背，突然伏在父親肩上失聲痛哭，這是這部電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獨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動了他，推動著他為這個意象編制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們可以想像，法哈蒂圍繞著這個意象不停地問自己：他為何會獨自照顧父親？他為何會如此哀傷？他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曾面臨怎樣的選擇？他將如何解決困難？他在這種特殊的生活境遇中會作出什麼特殊的舉動或沖動？他的生活會變得更糟嗎？他所堅持的東西會不會發生變化？他會如何影響或受影響於身邊的人？這些被他直接影響著的人又是怎樣的人？„„

故事正是在這些真誠的追問中慢慢浮現輪廓的。這些追問中往往深藏著一個導演的獨特人生體驗和思維方式，也讓經驗逐漸升華，讓日常生活的點滴凝聚進全新的故事形式，迸發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將生活本身創造性地轉化為更有力度、更加明確、更富意味的體驗。它搜尋出我們日常時光的內在特質，將其重新構建成—個使生活更加豐富的故事。」麥基說。

在影像快餐化時代，我們的眼球多數已經習慣了漏洞百出的虛假故事，它們用玄虛來取代實質，用人工來取代真實，用視覺刺激取代心靈對話。資本的過度介入讓影像變得越來越奢華做作，越來越猥瑣暴力，電影淪為毫無感染力的資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當奧斯卡把最佳外語片獎授予《一次別離》時，我們似乎看到即使在這個時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脫穎而出」的，就像麥基的「故事煉金術」仍然是能引起廣泛共鳴的，但是這些都不能改變資本和電影的基本游戲，這台瘋狂的機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質故事來餵食，並塑造著我們的文化。

在這個意義上，《一次離別》正是以「明麗素潔的光」深深地打動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的觀眾。法哈蒂用「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讓一場虛構的沖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現實。

❾ 一次別離伊朗新電影屬於表現主義電影

是紀實主義美學，不是表現主義美學

❿ 一次別離電影屬於表現主義美學的電影嗎

不屬於 我剛剛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