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職業演員紀實電影

A. 《一個都不能少》：13歲的女老師，張藝謀「極端的真實」

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群體之中，張藝謀以其獨特的方式與電影敘事，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影壇上，創造了屬於他個人的神奇故事。 在與其他「第五代導演」了創造「民族志」電影，同時也為自身創造了「神話」般的奇跡。

在張藝謀的電影生涯之中，他特別熱衷於「宏大視角下的民族故事」，同時通過深層文化觀念和傳統人格模式的巔峰來概括們民族的文化與 歷史 。在早期所執導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中都有著 張藝謀特有思考的影子，並在他獨有的視聽語言，象徵，隱喻，反諷下，將特有的神話思維民俗儀式化 。這使得張藝謀所執導的民族電影帶上了民族寓言的色彩，在世界電影舞台上留下佳話。

紀實性電影觀念，也在「中國第四代導演」的推動下得以流行與接受，到了80年代，以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又開始了以 「創作個性，反思傳統文化」 迫使紀實性漸隱。如果不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的群體，中國電影還停留在「二戰電影」時期，是他們以學院派和本土傳統民俗的結合，使電影變得有趣。90年代， 張藝謀又以《秋菊打官司》，重新扛起了紀實性的大旗， 現實主義與電影美學達成了和解 。 隨後所推出的 《一個都不能少》更是達到極端真實化 ，也在電影史上更具意義。

張藝謀頗具實驗性的剝離了紀實風格淡橙的形式特徵。 影片中所有的演員都採用非職業演員，且保留這些演員們的真實姓名身份。 這是在中國電影史上史無前例的保留與前衛 探索 ，哪怕在此之前的《秋菊打官司》，張藝謀也僅僅只是選取了部分非職業演員。在拍攝時，張藝謀為達到臨場感，在攝制現場同期錄音，僅有少量的音樂與音響作為電影的情緒敘事。這些完全不暴露攝影痕跡的表現，反而達到了「反樸歸真」的效果。

這種極端的真實化，對《一個都不能少》的攝制有著巨大的考驗，但同時也帶來了電影攝制的一種無技巧的技巧。電影改編自施祥生非虛構性小說《天上有個太陽》的不無假定性的電影，原著中的故事也並未是完全的真實。張藝謀在其創作時，實質上是以第三人稱的自述所主導，他並非是按照原著一筆一劃的還原故事。

返回現實鄉土題材的張藝謀，也許是想在現實中再度創造真實的神話，但是這卻還是他的一廂情願，在以「民族志」為主體的「民族史詩」電影的光影已經悄然褪色。盡管張藝謀在《一個都不能少》極力去用這種技巧性去重構電影，但是 當「真實」成為極端的真實化，紀實性就還會被破壞，這種追求藝術與表現的風格，除了具有真實性外，還會留下「思想與深度」的缺席。

安德烈·巴贊說的:「 在主題面前, 一切技巧趨向於消除自我, 幾近透明。 」文學所構造的文字是直接且直白的，它在電影面前極容易喪失無限的想像空間與形式上的美感，這也使得在文學原著改編成電影的時候，原著是質朴透明的材料，而電影則成為了另一種形式的無形式感的敘述。

在嚴格意義上《一個都不能少》拋離了原著，是對 情感 與思想重新敘述的故事，是張藝謀的主觀意念主導的電影，而張藝謀的矛盾構造，色彩美學，影片敘述也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影片紀實分風格的敘事。

在《一個都不能少》的故事開始，張藝謀就以「目擊者」的身份開始對准：某地區的邊陲村莊，一間破房，一名老師，28名學生，1到4年級混合上課的混合班，下課的鈴聲是根據房頂上的柱子光影。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如此熱愛著生活，珍惜著每一支粉筆。

當唯一的老師要探望回去病重母親的時候，村長也只能請來一個不過剛滿13歲的還來臨時擔當老師，這「一個都不能少」也成為了她神聖的目的，但11歲的張慧科也使得她不得不走上幾百里的山路，去尋找這位丟書的學生，在粗糙與窺視鏡頭的背後，直指是山區基礎教育的落後，「城市」與「鄉村」巨大反差衍生的局限與憂患。

從「鄉村」的強者再到「城市」的弱者，魏敏芝經歷了許多的困惑，陌生，與強烈的孤獨。這也使得魏敏芝從最初想得到50塊錢的實際目的變成了一種崇高的愛與關懷。 一個自身需要愛與關懷的孩子與對另一個孩子愛與關懷，是偉大的，但與此同時她也是無知的。

魏敏芝在面對電視電台采訪的「山村學生為何失去」的提問，她只能以「他們家缺陷」一句話來回答，這種質朴，真誠的回答，無知者無畏。就魏敏芝這個人物角色在表演以及電影中所承擔的作用，前南斯拉夫著名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察（兩屆金棕櫚大獎得主，56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委主席）也評價道： 影片中魏敏芝出現在電視熒屏上的一剎那是電影史上最感人的瞬間之一, 僅此就足令整個電影節為之動容。

在整個電影的故事中，觀眾們伴隨著魏敏芝從「鄉村」走到「城市」，雖然走過了上百里的路，但是這場跨越卻是徒勞無功的。 「 開放，世俗，冷漠」的城市與「封閉，落後，質朴」的鄉村之間的鴻溝 ，魏敏芝無法改變也無可奈何。它的填平只能靠來自城市主流群體，正如影片的最後，電視台將主流 社會 人群所貢獻的物資送到了水泉小學，傳達出了城市與人大眾的人關懷精神，這也將使得電影更貼近平衡的心態。

雖然《一個都不能少》有著其敘事形態，線索，主觀化的局限性，在廣度與深度上難以展開拳腳，但它依舊是傑出且具有代表性的電影。

張藝謀在致戛納電影節的信中寫道： 《一個都不能少》表達了我們對孩子的愛心和對我們這個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現狀和未來的憂慮 。 最終張藝謀所執導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斬獲的銀獅子將之後，《一個都不能少》終斬獲第56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 金獅獎 ，第22屆大眾電影百花獎 最佳故事片 。

張藝謀自己也如此評價道《一個都不能少》：

電影在海內外大獲成後，國家版權局也為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下發了版權保護統治， 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國產影片的版權問題的正式保護 。眾多的電影人與觀眾，也終於認識到美國電影史家理·希克爾所說的「令人振奮的主題，遠比明星和類型本身重要。」

只是可惜的是，在後來越發復雜的消費主義和 娛樂 精神的下，「振奮的主題」又被消解了。好的是，隨著《我不是葯神》《無名之輩》《戰狼2》的出現，這種「振奮的主題」也好像越來越多了。

[1] 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麼?》,崔君衍譯

[2] 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何力譯

[3]《一個都不能少》:「尋找」結構與放大性格，峻冰

B. 「後舍男生」黃藝馨客串《八隻雞》演技如何

第14屆美國聖地亞哥國際兒童電影節入圍影片《八隻雞》即將於7月19日在全國「靜心」上映，這部由高建國執導的兒童藝術電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本世紀初的南方小鎮上，8歲男孩寧小山在賣雞過程中所遭遇的各色人物、社會風情以及征服恐懼的故事，成為今年暑期檔最讓人「靜心」的一部電影。影片中來自浙江寧海的本土非職業素人演員純真質朴的表現，為觀眾貢獻了一出溫情感人的好戲，而「後舍男生」黃藝馨的精彩客串，也為觀眾帶來了不一樣的感受。

電影《八隻雞》由魔燈(寧波)影業有限公司、北京恆星璀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富樂高盛(海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7月19日全國上映。

C. 安陽嬰兒的介紹

《安陽嬰兒》是導演王超的第一部影片，也是王超的同名中篇小說，原載於《小說界》2001年第1期，入選人民文學2001年年度小說精選集。後拍成了同名電影。作為一部充滿中國文化哲學意味的詩電影，導演以精煉而節制的鏡頭語言，誠懇且有力地闡述了當代中國的人性現實。影片以紀實的拍攝手法——非職業演員出演、直接操...方言對白、同期錄音；鏡頭語言則以呆板的固定長鏡頭以及景別較大的遠景、中景為主。精心經營的看似不經意的樸素的構圖，極少音效、零音樂的設置，使本片返璞歸真，回到電影的童年時代。

D. 新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

新現實主義是西方現代電影流派之一。受19世紀末作家維爾加所編導的真實主義文藝運動影響，是批判現實主義在特定條件下的發展。多以真人真事為題材，描繪法西斯統治給義大利普通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現方法上注重平凡景象細節，多用實景和非職業演員，以紀實性手法取代傳統的戲劇手法。首部影片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1945），代表作有《偷自行車的人》（1948），《橄欖樹下無和平》（1952）等。現該派雖然沒有過去聲勢浩大但一直在發展變化之中，亦在當代中國的電影中也時有顯示。
新現實主義電影是在二戰結束前後在義大利出現的，它一出現就受到了人們的注意，甚至令人震驚，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這一電影學派竟然異軍突起於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面臨全面崩潰的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中，更主要的是它完全以嶄新的獨特的表現風貌，突破了以往西方電影的部分傳統或陳規。 第二是影片的真實性。眾所周知，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影片的美學特徵之一，是它力求場景的逼真感。幾乎所有的新現實主義影片都是把攝影機搬到實地去，在簡陋的街巷，故事的實際發生地--貧民窟、破產的農場--倒塌的樓群中進行拍攝，這一做法在當初雖然是帶有偶然性，但到了戰後由於攝影柵大部分已破落，不能使用。即使使用，也是租金昂貴。無奈被迫只能更多的採用實地場景拍攝。然而這種做法卻在客觀上增加了影片的真實性，自然的同影片的表現內容相適應，而其在一些影片僱用一些非職演員扮演角色，甚至是主角。這一做法就其原意而言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後來證明這一使影片有著更多的真實性而排除影片的演出性的措施是有其片面性的。
我們將新現實主義的美學特徵綜合起來觀察，是否可以說它實際上是突破了歐美電影那種戲劇化敘事特徵，而樹立了一種反戲劇的電影美學樣式。在此以前的大部分歐美電影都是局限在敘述故事的表現方法上，而新現實主義影片卻是努力想再現生活，而且是基本上按生活的原貌去再現。作為新觀實主義電影的理論奠基人，著名新觀實主義電影編劇柴伐梯尼就說過，新現實主義最突出的特徵及其最重要的新意就在於它證實了一部影片並不一定需要有一個故事，即一種根據傳統臆造的故事；新觀實主義的最大努力就表現在它盡可能使敘事淺顯，講得盡可能簡明。總之它不是故事，而是一種實錄，一種記錄精神。在闡明新現實主義的美學特徵的同時，柴伐梯尼也從理論上為這一學派辯護。他把新現實主義電影視為一種（現實的）實錄。因為他認為生活就是藝術。他說過：街頭巷尾，日常瑣事充滿著感人事件，只要你悉心去注意，你就能找到藝術。顯然，柴伐梯尼是不主張對生活進行歸納、綜合和提高後作為一種生活的本質去表現的，而只是局限在對生活現象的羅列，這種創作方法很多是屬於自然主義的。這可從他的《偷自行車的人》、《溫培爾托一目》、《米蘭的奇跡》等影片看出來。但是，應該承認，新現實主義電影及其主張的這種生活即藝術論，在戰後百廢待興的歐洲電影市場，卻有著它必然的歷史地位。它象一股洶涌的激流沖擊著陳舊的歐洲電影界，甚至也沖擊著好萊塢、迫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去考慮改變自己固有的製片方向。它的影響是世界性的。
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段落鏡頭理論 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手法和美學主張，促使以後的電影理論界不論在電影的敘事手法，蒙太奇剪輯、攝影、表演，以致在劇場景的結構上都出現新的論證和觀點。最明顯的是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段落鏡頭理論（即長鏡頭理論，反對單鏡頭剪輯，而主張像一些新現實主義影片一樣，更多以段落或一場戲作為一個剪輯單元。在他看來，只有這種剪輯方法，才更符合生活。
在西方電影界中，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甚至還改變了歐美電影界對男女演員的審美標准，即歐美電影以往注意的首先是臉型、身材。而新現實主義電影出現以後，關心的則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中的女主義公安娜·瑪尼阿尼式的演員，也就是說更強調了氣質。這一觀念的轉變，在至在八十年代後期的美國新好萊塢的電影中又進一步得到了印簽，如簡方達等。可見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是劃進代的。 Ladri di biciclette （1948）
戰後，還未能從戰爭創傷中恢復的義大利，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和失業現象，影片描寫了一個普通的失業者，演員本身就是一個失業者。（拍完影片後，他繼續失業。）
最能代表新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這部影片常被人冠以新現實主義的「里程碑」或「至高點」等殊榮。榮獲第二十二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金球獎特別獎。
開創電影史上首次全部使用非專業演員的先河。
導演：維托里奧·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堪稱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中最具才華的導演，一生中四次獲得奧斯卡獎。
溫別爾托D Umberto D （1952）
描寫了戰後一位收入微薄的退休老人的生活。
還是德·西卡的作品，有很多人認為這部影片的貢獻遠遠超出了《偷自行車的人》，這是一部令人感到極度絕望，同時又充滿溫情的作品。德·西卡還是一位煽情大師，很少有人能不流淚地觀看此片的最後一場戲。
Rome,Open City （1945）講述了游擊隊員由於叛徒出賣英勇就義的故事。
這部影片完成時，戰爭尚未結束，故事結尾德國軍官槍殺神父的場面是對德國法西斯反人類、反上帝的控訴。此片的很多手法後來被其他導演紛紛效法，堪稱新現實主義開山之作。
導演：羅伯托·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費里尼說羅西里尼影響了他一生。1948年羅西里尼執導《德意志零年》又標志了新現實主義全盛時期的另一個高峰。今年是這位大師誕生100周年。
八卦一點的故事：已經成名的英格麗·褒曼看到此片後，竟不顧自己是有夫之婦和在觀眾心目中美麗聖潔的形象，主動追求羅西里尼，最終兩個人沖破重重阻礙（包括和原來的配偶離婚），開始了一段曠世戀情。
大地在波動（1948）
關於西西里島一戶漁民為了改變貧困的命運，冒險創業最終慘遭失敗的故事。
這部影片被認為最嚴格意義上的新現實主義電影，其中含有大量紀錄片式的場面，描繪了西西里島漁民的豐富而真實生活狀態。影片中不時加有話外音，對人物、事件進行評論，有點像政治宣教書。但這並不影響影片的可看性，那些豐富的細節帶給我們的感受遠遠超越了語言。
盧奇諾·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與羅西里尼及德·西卡並稱為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三位大師」。今年也是這位大師誕生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