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在法國的傳播與發展

❶ 急！！！ 全球化背景 機遇挑戰並存 國產電影優勢和劣勢

華語電影：尚未成功

優勢：不言而喻的本土優勢，在題材、語言、文化上不存在任何障礙，明星偶像資源更是華語電影的法寶。

劣勢：商業電影基礎較差，缺乏基本的類型片體系與商業運做經驗，投入產出令投資人望而卻步。

所謂華語電影的范疇，一般包括內地以及香港、台灣地區製作的所有影片，由於台灣地區電影工業的連年衰退，幾乎在近年內不可能在商業電影上有較大突破，與我們話題中的「大片」更是無法重合，在這里就不做過多討論了。

在「引進大片」進入中國的十年間，內地的「國產大片」也一直探索自己的道路，如何利用本土優勢占據市場成為很多電影人面臨的課題。其中成功的典範應該屬於馮小剛與張藝謀，馮小剛以語言文化為特質的喜劇成功開辟了中國電影市場的首個特定檔期———賀歲檔，張藝謀以高投資打造的武俠電影《英雄》、《十面埋伏》在票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有一些不大成功的例子，比如張健亞對災難驚險片的幾次嘗試。如果以全局的眼光來看，所謂「國產大片」的中國商業電影還只停留在單個創作者的點上，未能形成一個成熟的商業電影創作體系，其最突出的表現莫過於缺乏類型電影觀念，甚至連電影編劇等專職人員在整個工業體系中都相當稀有。即便張藝謀的《英雄》能夠在美國本土獲得票房冠軍，也只能是中國商業電影的一個空中樓閣，其基礎的欠缺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近年來，香港電影的衰退日益明顯，除了其本地市場的萎縮，像內地及東南亞地區的情況也同樣不容樂觀。一向以高效和低成本見長的香港電影，也在尋求自己新的路線。以劉偉強為代表的新一代電影人一直在嘗試以高投資、全明星陣容的精良製作，最終以《無間道》系列形成香港電影的新話題。盡管《無間道》能夠創下一連串的票房紀錄，卻無法解決香港電影的所有問題，類型單一、製作老套還是香港影片的頑症。盡管內地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保護，近兩年的香港電影在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反應並不能令人滿意。

可以相信的是，今後的幾年依舊是華語商業電影的摸索階段，如果不解決一些基礎問題，情況也不會有較大改觀。

法國歐洲：前途未卜

優勢：法國電影具有良好的口碑，也在商業化運做的過程中創下了幾個優秀品牌。

劣勢：法國商業電影與好萊塢作品題材相近，而在細節處理上還有較大差距。

無論是當年作者電影創作還是今天面對市場的商業電影製作，歐洲電影的核心始終在法國。今天，以呂克.貝松、讓-皮埃爾.熱內等導演為代表的一批法國電影人，也在就本土大片進行著各自的創作。在經歷過上世紀90年代創作高峰期後，呂克.貝松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法國商業電影的監制工作上，在他的統籌設計下，創建了一個相對豐富的類型電影模式，比如《的士速遞》系列這樣的賽車片、《暗流》系列的驚悚懸疑片還有針對亞洲市場的《綠芥刑警》等等。呂克.貝松所參與的影片，都具備與好萊塢影片類似的特點，比如簡單的情節、刺激的場面等等。這既是法國商業片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它們有所欠缺的方面，一部法國式的好萊塢製作遠沒有真正的好萊塢作品具備競爭力。

對中國院線而言，引進的歐洲電影主要來自法國。僅就今年而言，就有《鬱金香芳芳》、《車神》、《暗流2》、《放牛班的春天》等多部影片公映，但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就在於作品本身缺乏競爭力，且引進周期過長使音像產品影響上座率。

對中國電影觀眾而言，盡管亞洲電影具有文化相通的先天優勢，卻沒有當初對待好萊塢引進大片的熱情。其原因顯而易見，一是國內院線引進數量非常有限，二是這些影片從內容和視聽效果上的確還不具備同好萊塢作品的可比性。

數字

「今年大片在全國票房所佔比例與往年相比有所下降，到目前為止，2004年全國票房接近12億，其中進口片只佔5億，和幾年前進口片一統天下的狀況相比有很大區別。有觀眾反映「大片不大了」，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國產片的質量在提高，進口片從引進10部到引進20部，質量參差不齊；第二，觀眾的欣賞水平在提高；第三，盜版猖獗，國內打擊盜版機制不完善。

聲音

我們覺得，進口片給了國產片滋養，現在國產片開始掉過頭來對付進口片了。

首先，在宣傳上國產片不受任何限制，而國家規定，進口大片是不能在電視上做商業廣告的，這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傳播陣地。其次，從去年的《十面埋伏》開始，電影的黃金檔期都留給了國產片，暑期檔、十一、元旦、春節，進口片失去了很多陣地。造成的結果就是，進口片也扎堆，多片交叉放映，很多好片子沒有演透就被迫下線了

❷ 誰能告訴我中國電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中國電影發展史有4個階段。

1、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

2、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

3、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照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

(2)中國電影在法國的傳播與發展擴展閱讀

中國第一部電影介紹

《定軍山》是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並在前門大觀樓放映，該片由任慶泰執導，譚鑫培主演。影片於1905年12月28日在中國（清朝）上映，結束了中國沒有國產電影的歷史。

影片《定軍山》取材於《三國演義》第70和71回，是講三國時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譚鑫培在鏡頭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幾個片斷。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萬人空巷。

❸ 中國電影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電影發展史(1896-1949)
這個世界有了光，然後有了影。電影是一種能夠將光影關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現代發明。有人認為，如果要談電影，就要上溯到我國漢代出現的燈影戲及之後出現的皮影戲。但是,真正有意義的電影，不是發明自中國，而是科技發達的近代歐洲。1895年12月28日，法國盧米爾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咖啡館放映成功之後，正式標志著電影時代的來臨。

既然中國與電影的發明無緣，那中國電影發展就由電影放映開始。1896年，盧米爾兄弟僱用了二十個助手前往五大洲去放映電影。就是這樣，電影這種擁有藝術和商品雙重價值的文化產品，在西方商人擴大市場商業策略推動下，傳入了中國。隨後，很多歐美商人見中國的放映業有利可圖，紛紛來華投資。他們經營放映業，修建及發展連鎖式影院，甚至在中國建立電影企業，攝制影片。

由1896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雖然外商在中國電影市場占據了壟斷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國電影活動的開始。1903年，德國留學生林祝三攜帶影片和放映機回國，租借北京前門打磨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京劇老旦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的部份場面。

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但是最早嘗試拍攝這種電影類型的豐泰照相館只屬小本經營，算不上是電影機構。直至商務印書局「活動電影部」的出現，才真正代表中國製片業的開始。在這段期間，除了「商務」之外，先後出現的電影製片機構還包括由美商投資「亞細亞影戲公司」、「幻仙」、「中國」、「上海」、「新亞」等，由於他們的成員多是來自戲劇舞台，所以當時的電影題材和內容大多源於中國戲曲和文明戲。此外，他們也開始拍攝劇情短片和長片，對電影這種藝術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嘗試。

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歷經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革命戰爭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模擬到數字，從傳統到現代的技術變革進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電影都留下了優秀的代表作：20年代拓荒時期，有《孤兒救祖記》等關注社會改造的進步電影；抗日救亡時期，有《狂流》《中華兒女》等鼓舞鬥志、弘揚愛國主義的影片；抗戰後，《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又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和本質，形成現實主義的創作潮流。

她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中國電影走出低潮，拍攝出《小花》《人到中年》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實踐、針砭社會時弊的優秀影片。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趙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除《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喜蓮》《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外，還出現了《不見不散》等賀歲片、喜劇片的新樣式，涌現出一大批新生力量。進入新世紀，中國電影形成了國有、集體、民營多種所有制協調發展的新格局，電影發展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鄧小平》《可可西里》《台灣往事》等力作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英雄》《神話》等國產大片共同占據了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並在世界影壇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票房奇跡。近三年來中國有30多部影片在40多個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標志著第三次發展高潮的到來?

❹ 中西電影價值觀念具體比較及其意義

  電影是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有些過於籠統，相對來說，電影就是在規范時間內，固定的情節，跌宕起伏的敘事線索，由人物通過自身的感悟來展現和塑造基本的人物性格與形象，傳達給觀眾一種美的視覺的享受，在供人們娛樂的同時，電影本身也可以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獲取相應的商業利潤，反之，如果電影被用來當做謀取利益的工具，那麼電影就失去了本身的藝術氣質與內涵，正如「好電影得獎再多，沒有票房也是白瞎」和「電影有再多票房，沒有好口碑，就不算是精品電影」，這是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的分歧，如果電影製片方一味謀取暴利，那麼電影的藝術氣質會一天天黯談下去，成效也會越來越顯著地走下坡路，明顯，這是弊大於利的。

電影自從被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發明後，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並發展，製作出了一系列的精彩影片，但一二十年代的影片大多是黑白的無聲片真正意義上的有聲片是1927年拍攝完成的《浮華世家》，此後，有聲片絡繹不絕的涌現，給電影的變革帶來及其重大的影響，有聲片改變了以往無聲片用畫面表情達意的效果，而且能用更多的電影語言來營造電影氛圍，影片有了質的提升，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為電影的整休發展水平提供契機。電影自從傳入中國後，經歷了由無聲到有聲，由黑白到彩色，由藝術到商業的演變過程，經典佳作數不勝數，《橋》《難夫難妻》《芙蓉鎮》等早期傑作仍歷歷在日，伴隨著電影事業的蓬勃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國電影也取得巨大進步，拍攝技巧也得約相應改善，與過去相對泛濫的影片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為中國電事業的輝煌發展展現最堅定所信念，為巾國電影的發展有巨大貢獻。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伴隨著社會現實問題加劇，戲劇化的表演及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西方國家進行了電影改革，較典型的有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浪潮電影」（《偷自行車的人》《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法國「新浪潮電影」（《廣島之戀》《精疲力竭》《四百下》），西方的「意識流電影」（《野草莓》《八部半》），電影改革總是與時代發展相同步，電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時代的發展面貌。電影改革無時無刻不與社會發展所密切相關，而電影所選取的題材也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這秒具有質朴生活氣息的電影也更加接地氣，更能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從而取得更加優異的成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斷穩定與提升，與此同時，美國好萊塢電影的成就是任何一個國家所不可比擬的，眾星雲集，群星璀璨，再加上強大的科學技術水平與強大的資金投入，形成了典型的製片人-演員制度，導演的作用並不是特別明顯，相反，導演只是演員的陪襯，後來導演多地位漸提升，形成了從導演為中心的製片人制度，導演的地位是今非苦比。為尋求更多的商業利益，製片方大投入以求大回報，典型特徵是：人物多，場景大，氣勢恢宏，布景復雜，科技含量高，大量科幻商業片的出現將美國電影推向高潮期，同時美國大片肘代的到來也迅速傳播到歐洲各國甚至是中國，足見其影響之廣泛。

  在美國大片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電影事業也迎來了「黃金春天」，第五代導演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藍圖由此向前更進一步。第五代導演是指八十年代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大批年輕人，諸如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黃建新，張震川等，他們著重把電影注入濃重的生活氣息,具有朴實的鄉土色彩，用來展現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表達個人主觀情感。《一個和八個》《紅高梁》《黃土地》《建國大業》等經典流傳。張藝謀的文藝片有著絢爛的文化色彩，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典倒便是《山楂樹之戀》。後來張藝謀連拍三部商業大片《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成就不斐，反響異然，後來受邀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將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展現給世界各國人民。2017-2018年，張藝謀的《長城》，陳凱歌的《妖貓傳》，馮小剛的《芳華》陸續上映，雖有商業價值氣息，也取得較好的成績，但相對於西方與北美的大片來講，就稍遜色一些了。

  縱觀中西方電影發展史看，西方起步較早，基礎好，拍攝技巧獨到，與中國相比有著不可勝數的優勢，無論是經濟或者科技水平，而且中國的「大片」數量較少，投資也沒有西方充分，但這並不會影響中國影片的口碑與質量，中西方電影價值觀念的不同也影響著其具體的發展方向。中西方電影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有相似之處，強調人的作用，宣傳愛國等內容，用完美的視覺享受來展現電影藝術，那個從前最真摯的夢想。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電影日益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閑暇時間的娛樂消追，疲倦時振奮精神，而西方電影主要以營利為目的更兼具商業藝術性，有美感又有震撼，更給人以強大的精神力量。真正意義上的好電影，能讓人有一種感慨：「電影中的人過了一天，我彷彿卻過了一輩子；電影中的人用一生來證明一句山盟海誓，而我連諾言都沒有擁有過……」

  電影就是如北，熊打你罵你，也可讓你哭笑不得。

  中西電影價值觀念在傳播的同時，也間接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將人的思考帶入新的境界，這種思維方式也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准則，影響深遠而重大，意義無窮……

❺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❻ 求中國電影發展史

1 前言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2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今日的美國巨片《蝙蝠俠ⅰ》、《蝙蝠俠ⅱ》、《蝙蝠俠ⅲ》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3 武術動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個武術動作片中出現了許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從以下幾點探討。

3.1李小龍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期間，李小龍從武術的詠春拳開始創造截拳道，而後進入影視圈，轟動世界影壇。從而使中國武俠電影又進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龍作品有童年時期的作品《富貴浮雲》、《細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鴻》；1969年《丑聞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門》；1973年《猛龍過江》、《龍爭虎鬥》；1973年《死亡游戲》（未完）。

在李小龍的電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這部武術動作片，是由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所製作。該片成功塑造的中國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帶動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電影市場，主角李小龍由此而成為了一代國際電影巨星。

3.2 成龍

出生於1948年的成龍，數十年的從影使其成為全球的公眾人物。他的電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為他奠定了武術動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有《群龍譜》、《A計劃》、《蛇形刁手》、《奇跡》、《紅番區》、《霹靂火》、《簡單任務》、《我是誰》、《一個好人》、《尖峰時刻》等等。成龍1995年就獲得了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社會學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雜志，被評為十大電影佳片。成龍熱心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尤其是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形象大使。

3.3李連傑

1996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李連傑作品專輯展映」，出現了異常熱烈的哄動場面，反映了李連傑已成為繼李小龍、成龍之後在歐洲備受矚目的中國功夫明星。李連傑的武打動作，除了傳統的中國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萊塢的動作特技效果。李連傑成功地打入了德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李連傑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華英雄》；1989年《龍在天涯》；1991年《黃飛鴻》；1992年《黃飛鴻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獅王爭霸》、《方世玉》、《太極張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將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連傑的身價隨著其名聲業越來越高，從1982年《少林寺》的數百元，到1996年香港龍祥電影公司與永勝娛樂公司簽下了《黑俠》、《黃飛鴻ⅵ》等三部片子，達到了3600萬港幣；而以後的影片也在千萬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當》中的司馬劍（趙長軍飾）、《塞外奇俠》中的卓已航（原文慶飾）、《武林志》中的東方旭（李俊峰飾）等。在眾多的武術動作影片中，以《黃飛鴻》為題材的影片可以說是達到了武術動作之最。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武術動作片名演員。如成龍、李連傑、洪金寶、元彬、甄子丹、趙文卓、王群、邱建國等；還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譚永麟、劉家輝、梁小龍等。在這其中《黃飛鴻》中的黃飛鴻（關德興飾）。1940年開始，關德興飾演《黃飛鴻》，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黃飛鴻》題材的電影。

4 中國武術動作電影的發展趨勢

從《定軍山》到《卧虎藏龍》再到2005年周星馳《功夫》、徐克的《七劍》的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俠電影的發展趨勢。

4.1重視電影節的評選與獎項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有3000多個，而國際製片人協會承認的國際A級電影節一共是11個。在這林林總總的電影節中，其中奧斯卡是國際A級電影節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電影節，同時也是商業性最強的電影節之一。中國的電影界對此十分重視與關注，如張藝謀近年來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劍指奧斯卡，而且都是與武術動作片有關的電影。

對於中國電影來講，奧斯卡不僅僅是一個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更是一個爭奪世界電影市場的契機。參加奧斯卡，得獎不易，既使獲得提名也同樣具有意義。而如果獲得獎項，則對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提升和世界電影市場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2001年的73屆在奧斯卡的獎項，稱為中國武術功夫電影的《卧虎藏龍》再一次使中國武術動作片亮相全球影壇。《卧虎藏龍》是由李安導演的，李安有著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而整個劇組有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演員以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演員組成。在獲獎的時刻，輿論界稱其為「世界華人的電影藝術成就」。

在奧斯卡的獎項提名中，《卧虎藏龍》得到了10個獎項的提名。最終得到了最佳外語片獎、最佳美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作音樂獎等4項大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奧斯卡中的舉足輕重的獎項。

有意思的是，這部配英文字母的華語片還在美國引發了學中文的熱潮，甚至有的學校將《卧虎藏龍》劇本當教材用。

2005年，中國電影有了一個嶄新的評選活動——中國電影排行榜。排行榜4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提名。我們發現最佳製片人中的5部電影有2部是武術動作片，它們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個項目的提名。

4.2電影市場的票房價值杠桿

從票房價值來看，《卧虎藏龍》僅在北美就達到了近2 億美元的票房、台灣的會宇多媒體以8位數即千萬元的價格取得了《卧虎藏龍》全球獨家動畫版權、包括碟片和商業性合作的授權等，《卧虎藏龍》得到數億美元的收入是毫無疑問的。

同樣，《英雄》在2004年的7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之後，在美國兩個周末的票房達到了1800萬美元，最後在全球達到了1.7621億美元的票房奇跡，而《英雄》在國內的票房收入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權被「索尼經典」購買了以後，其票房突破了7200萬美元。來自影片發行方中影發行放映分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7月29日開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劍》，全國首個周末三天票房總計2600萬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和《頭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時頭3天在東南亞已取得過4000萬的票房成績，發行負責人翁立表示，「從《七劍》的首周表現來看，總票房達到七八千萬難度不大。」因此《七劍》的中國電影排行榜估計也將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排行榜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4.3娛樂性的武術動作片將異軍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譽為2005年的中國「首部現代功夫喜劇」。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勵志等多種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繼韓國影視明星張娜拉的電視劇《明朗少女成功記》創下收視高峰，並捧紅了張娜拉的亞洲小天後地位之後的又一巨作。圈內人把其稱作是中國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記》。雖然由於檔期的原因，張娜拉最終未能出演此劇，但《我的功夫女友》將中國功夫與喜劇的結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許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該片，希望引進現代功夫喜劇《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進內地的首部電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動作、喜劇溫情於一體的武術動作電影。該片由成龍監制，「成家班」參加了全部的拍攝工作。總投資為4000萬元的《精武家庭》有驚險的跳樓場面和高難度的武打動作。

而香港另一武術動作片的明星洪金寶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劇功夫電影《龍威父子》。《龍威父子》取景於雲南和廣西一帶，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壯觀的瀑布河流更襯托出了中國武術動作影片的傳奇色彩。

在2005年的賀歲片市場里，以周星馳為主演的，作為新年賀歲片的中國功夫電影《功夫》展現了「電腦功夫」和武術真功夫的結合。此外，影片使這賀歲功夫片不同於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資1.5個億港幣，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經典段落，十分搶眼。

沉寂了3年以後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俠巨片《七劍》。該片目前拍攝完畢，已經於2005年7月29日與觀眾見面。

徐克認為，劍是兵器之王，象徵著中國武俠文化的精神，劍中蘊涵著俠義的風度和修養，並且有一種浪漫盪漾在其中，無論在攻擊時和防守時，你會發現那其中藏有哲學。關於劍，徐克認為有很多內容可以發展，一招一勢讓人們重新認識劍，劍不僅僅是一個打鬥的工具，它應該有七種精神，有七種顏色。

雖然《七劍》一直被稱為2005年最受期待的香港電影。但是，一部《琴魔》日前在香港試映後，有搶走《七劍》的風頭的趨勢。《琴魔》是一部古裝武術動作片，耗資數千萬，光道具「天音琴魔」就花費了10萬以上。業內人士評論，《七劍》和《琴魔》這兩部動作片的競爭，將帶動整個香港電影市場的進一步復甦。

4.4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互存互進

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武術的源泉。武術的全球化宣傳與推廣離不開中國電影。在《定軍山》成功拍攝之後100年的中國電影風風雨雨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始終與中國武術發展互存互進。

20世紀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龍使世界認識了中國武術，形成了一個中國功夫的熱潮。

80年代，李連傑的《少林寺》掀起了全國的武術浪潮，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少林寺》及其他武術動作片放映之後的數年內，全國的武術業余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竟達到了萬所之多，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登封地區有100餘家武術學校。其中有不乏規模較大和檔次較高的武術學校。比如塔溝武校的習武學生超過了萬人等。同時，全球的武術熱也再一次升起。

2001年獲得奧斯卡4項大獎的武術動作片《卧虎藏龍》，無論在全球電影界的影響力、票房收入的市場因素，還是在中國電影和中國武術的宣傳與推廣，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

在中國電影發展的100年中，武術動作片的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不僅僅有提升中國電影的國際地位，擴大電影的市場效應的作用，而且更有宣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橋梁作用和宏揚民族精神的教育作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電影進行宣傳，從而使中國走向世界，使世界認識中國。如奧斯卡、如嘎那、東京電影節等等是中國影片成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再如電影《霍元甲》的放映，使無數國人為之傾倒，從而使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自豪感大大提高。

中國電影是中國武術走向世界的橋梁，中國武術是中國電影發展的源泉。兩者的互存互進將永遠延續下去。

5 結語

武術是我國特有的一項民族傳統體育，其內容繁多，門派林立，表現形式多樣，具有極大的健身價值和技擊價值，同時更富於娛樂價值。電影正是反映人們的文化精神生活的一個體現，而武術動作電影又在電影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武術能夠與電影結合起來，共同促進雙方的發展。

❼ 中國電影歷史

在中國電影世紀史上，新時期電影佔有突出地位，這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佔了五分之一，在各個時期中時間最張；而且因為它特色鮮明，個性突出，顯得最為豐富多彩！
從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矛盾徘徊時期。在這個時期里，電影界除揭露批判「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罪行這一中心內容外，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恢復被「四人幫」定為「毒草」、大張撻伐的建國後「十七年」影片的上映；二是，組織寫以同「四人幫」斗爭題材為重點的影片創作。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復映片受到了觀眾如飢似渴的歡迎；這些影片的創作者，也取得了相應的精神解放。同時出品了近50餘部故事片，特別是「十七年」間已有成就的導演如成蔭、謝鐵驪、謝晉等的重新拍片，顯現了某些創作上的生機。但總的說，那時人們的思想還不是很解放，在創作上、思考問題上，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顧忌,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開始了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以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這一時期的開端，人民精神振奮，心情舒暢，意氣昂揚。它帶來科學文化的春天，文學藝術的春天，也帶來了電影的春天。
從那時起到現在，經過了20年的發展，中國電影藝術同其他文學藝術類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樣，走過了一條並不筆直、平坦，然而卻是發展向上的道路。在這個進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也遭受到了一些波折——這是任何一個處於大變動的社會都在所難免的。但經過黨、政府和全體電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還是取得了重大的、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當然，也存在缺憾和不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電影界思想空前活躍，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以總結建國後電影的歷史經驗、解放思想為突破口，人們不斷開拓電影創造和理論的新思路。電影和搞電影創作的人，都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既然這樣，那麼作為社會的人的電影工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矛盾、分歧和斗爭。在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重申：「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同時指出，「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藝術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些，以及祝詞中的其他內容，有利於統一電影工作者的思想，指導電影工作的健康發展。那以後，電影藝術創作和學術理論上，都開始了大膽的創新和探索。
在學術理論上，從1979年春《人民日報》開展「怎樣把電影工作搞上去」的討論以及隨後《電影藝術》關於「電影語言的現代化」的討論起，在以後數年裡。電影藝術思想空前活躍，大體是暢所欲言的。關於電影與戲劇、與文學關系的討論，關於電影美學、電影本性的討論，關於電影民族化的討論，關於電影創新的討論，記實性美學的被張揚，以及對西方傳統電影理論和現代電影理論，如蒙太奇理論、長鏡頭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女權主義、文本分析、原型批評，以及其他現代與後現代理論的被譯介和引進，還有對中國傳統電影理論及美學的討論，影片分析、人物研究，等等，形成了建國後從來所沒有過的蔚為大觀的學術現象。他們程度不同地、或顯或隱地影響了創作，特別是促進了電影創作者對於電影理論乃至整個文化理論的重視。加以各種影展、回顧展的舉辦，各種評獎活動、電影節參賽，還有電影創作界和理論界的走出去、請進來，都大大地增加了國內的和國際間的電影交流，拓寬了電影工作者的眼界。與此同時，台灣、香港地區以及各外國影片的引進放映，及與之合作拍片，也增加了借鑒的機會。這一切藝術現象和相關條件，構成了新時期電影的一大特色。有學術氣氛的電影發展和沒有學術氛圍的電影發展，確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應當指出，在這些電影藝術討論和爭鳴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作出一個誰是誰非的科學判斷。因為這還需要歷史的證明和實踐的檢驗。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都有益於中國電影的進步和電影學術自身的發展；比較好地做到了不同學術觀點的自由討論，造就了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在新時期的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建樹，他們的論文、專著和結集，把中國電影學術園地裝點得一派生機。
同學術理論的空前活躍同步，是創作的繁榮興盛。1979年，改革開發的頭一年，電影創作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一年共生產故事片（含舞台藝術片、下同不贅）63部。「《從奴隸到將軍》、〈淚痕〉、〈吉鴻昌〉、〈歸心似箭〉、〈啊！搖籃〉、〈苦惱人的笑〉、〈小花〉、〈保密局的槍聲〉、〈生活的顫音〉、〈櫻〉、〈傲蕾∙一蘭〉、〈苦難的心〉、〈海外赤子〉、〈神聖的使命〉、〈北斗〉、〈二泉映月〉、〈李四光〉、〈向導〉、〈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這個長張的多達22部的獲文化部1979年「優秀影片獎」的故事片名單，足已印證這一成就。如果我們對這個名單稍加分析，不難進一步發現，這里不僅有題材內容的豐富性，如歷史和革命歷史、揭露「四人幫」罪行、「四化」建設、少年兒童、華僑故事、中外友誼、民間藝人命運，而且有著樣式形態的多樣化，如正劇、悲劇、喜劇、傳記、驚險等。從主創人員的層面考察，這里既有建國後「十七年」已經卓有成就或有一定創作經驗的編導藝術家。在前一類被人們已經習慣地稱之為「第三代」導演的創作中，他們在追尋現實主義回歸的意向里，力求藝術的真實性、典型性，力求形式和內容盡可能完美的統一，並力求寫出自己的藝術個性和風格來。同樣是歷史人物題材的影片，《從奴隸到將軍》寫的緩急、凝重，而《吉鴻昌》則奔放、激越；〈啊！搖籃〉的散文化，〈保密局的槍聲〉的懸念性，〈淚痕〉的嚴謹，〈苦難的心〉的深沉，〈歸心似箭〉的清新，以及〈瞧這一家子〉、〈小字輩〉、〈她倆和他倆〉的清喜劇風味，都使這一代導演的創作，在現實主義的一致的前提下，顯現出多姿多彩的風貌。
從這個名單中看，「文革」前電影學院畢業而這時才有機會第一次獨立執導影片的導演的作品，佔有一席醒目的位置：〈櫻〉、〈小花〉、〈苦惱人的笑〉。他們同樣遵循現實主義創作精神，但更把自己的藝術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藝術方法及形式的處理上，力圖突破前入，走出新路。〈櫻〉的記實性手法和記錄片式的攝影處理，〈生活的顫音〉把影片的故事結構同音樂的曲式結構疊套一起，〈小花〉中過去和現在的時空交替並以彩色片和黑白片的格式區分開來，〈苦惱人的笑〉把幻境、夢境和現實交叉組接，以人物心理構成統一的線索；這一切都標志著創作者在藝術構思上的用心。盡管這些影片帶有相當程度的實驗性，從而程度不同地顯出這樣或那樣的稚嫩痕跡，但他們的創新勇氣極為可嘉，其作品也給觀眾耳目一新之感。「1979年，是我國電影創作生產豐富的一年」，「涌現了一批題材、樣式豐富多彩、內容、樣式有所創新，有一定藝術質量的好影片」，「有了一個帶有轉折性的、十分可喜的進展」。

❽ 中國的電影發展史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拍攝時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動影戲部，此後拍攝了兩部中國最早的長故事片《閻瑞生》和《紅粉骷髏》。1922年 ，張石川與鄭正秋 、周劍雲等組織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影片嚴肅地涉及了當時的社會實際，表現手法具有較濃的生活氣息，演技自然、親切、樸素。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較具規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於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於民間故事，拍攝一批古裝片，並在上海掀起拍攝古裝片的熱潮 ，還以此立足於南洋市場。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開拍《火燒紅蓮寺》後又形成一股武俠片熱潮。此後的4年間上海各公司拍攝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燒」、「武俠」、「神怪」之類光怪陸離、粗製濫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組合成聯華影業公司，先後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恆娘》、《桃花泣血記》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聯影片公司試製成功蠟盤發音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影片《雨過天晴》。到1935年，中國完成了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過渡。電影，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的影像畫面，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現代藝術，也是一門可以容納戲劇、攝影、繪畫、音樂、舞蹈、文字、雕塑、建築等多種藝術的現代科技與藝術的綜合體。電影是一種綜合藝術，用強燈光把拍攝的形象連續放映在銀幕上，看起來像實在活動的形象。[1]世界電影與電影業起源於19世紀末法國、英國、美國等地。
中國電影包括中國大陸電影、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第一次電影放映，拉開了中國電影發展的序幕。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拍攝了由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誕生，任慶泰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4]粉碎四人幫後，電影事業獲得發展。1977年電影生產開始復甦，1980年至1984年平均年產量達120部左右，每年觀眾人次平均在250億左右，中國電影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2018年，中國電影年產量高達1082部，年總票房達到607億元人民幣，全國共有銀幕60079塊。

❾ 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

（1931年以前）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拍攝時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動影戲部，此後拍攝了兩部中國最早的長故事片《閻瑞生》和《紅粉骷髏》。1922年 ，張石川與鄭正秋 、周劍雲等組織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影片嚴肅地涉及了當時的社會實際，表現手法具有較濃的生活氣息，演技自然、親切、樸素。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較具規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於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於民間故事，拍攝一批古裝片，並在上海掀起拍攝古裝片的熱潮 ，還以此立足於南洋市場。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開拍《火燒紅蓮寺》後又形成一股武俠片熱潮。此後的4年間上海各公司拍攝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燒」、「武俠」、「神怪」之類光怪陸離、粗製濫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組合成聯華影業公司，先後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恆娘》、《桃花泣血記》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聯影片公司試製成功蠟盤發音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影片《雨過天晴》。到1935年，中國完成了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過渡。 （1931～1937）1930年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抗日戰爭爆發，電影界的有識之士深感時代需要反映現實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請黃子布（夏衍）、鄭君平（鄭伯奇）、錢謙吾（阿英）擔任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一起組成編劇委員會。1933年3月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由夏衍任組長，成員有錢杏邨、司徒慧敏、王塵無和石凌鶴。電影小組的成立推動了明星、藝華、聯華等影片公司的電影創作，也影響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電影創作。當年生產了《狂流》、《都會的早晨》、《春蠶》、《姊妹花》、《民族生存》、《三個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優秀影片，左翼電影運動取得輝煌成就。國民黨統治當局在開展對中國革命根據地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強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針對這種更為尖銳、復雜的形勢，左翼電影工作者進行更加隱蔽的斗爭，創作出《漁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響的片目 ，與此同時 ，左翼電影工作者還開辟了新的製片陣地——電通影片公司，拍攝了《桃李劫》、
《風雲兒女》等優秀影片。這個時期還創作一批優秀電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開路先鋒歌》，《桃李劫》里的《畢業歌》和《風雲兒女》里的《義勇軍進行曲》等，隨著影片的放映，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將全國人民愛國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上海電影界為適應新的形勢，建立起電影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後，1936年2月，「國防電影」作為電影創作口號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電影公司拍攝出一批不同題材樣式和內容的國防電影，有《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記》、《壯志凌雲》、《青年進行曲》等影片。 （1937～1945）
在國民黨統治區，1938年，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領導工作 ，直接地推動了抗戰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製片廠在政治部三廳領導下，由陽翰笙擔任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迅速投入抗戰電影的攝制及其他工作。先後在武漢、重慶拍攝了《保衛我們的土地》、《八百壯士》、《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塞上風雲》、《還我故鄉》、《警魂歌》等表現軍民英勇抗戰的影片，以及《民族萬歲》等新聞紀錄片。國民黨直接領導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和1935年成立於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也拍攝了宣傳抗日的故事片和新聞紀錄片。香港到1937年6月底為止，成立了南洋、大觀等50多家拍攝粵語片的電影公司。隨著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拍攝了抗戰題材的影片。從1937年11月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進入上海租界為止，上海被稱為「孤島」時期。這一時期，1938年有新華、藝華、國華等私營電影公司拍攝影片。隨著新華攝制的影片《木蘭從軍》上映後的賣座，形成了古裝片拍攝浪潮。1941年，時裝片取代古裝片，新華、藝華、國華、金星等10幾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時裝片有60部。萬籟鳴、萬古蟾(見萬氏兄弟)繪制完成的動畫片《鐵扇公主》是中國第一部較長的動畫片。
在日本佔領區，日本帝國主義1937年8月21日在長春成立「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簡稱「滿映」）。後在北平（今北京）成立華北電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於上海成立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將新華等幾家影片公司合並，成立中華聯合製片有限公司（簡稱中聯）。1943年5月12日將以上電影機構合並 ，成立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中聯和華影在4年中拍攝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揚所謂「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春江遺恨》等影片，為迷惑中國觀眾，也拍攝了不少以戀愛為中心的影片。在抗日根據地，1938年，在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下，由延安電影團袁牧之擔任編導，吳印咸、徐肖冰、吳本立擔任攝影 ，用僅有的兩部攝影機拍攝長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2年又完成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以及一些反映當時延安重大社會政治生活的新聞片。還建立一個放映隊，在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前線一帶放映電影。新四軍淮北根據地於1942年購得16毫米攝影機 ，拍攝了有關新四軍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長紀錄片《新四軍的部隊生活》。 （1945～1949）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宣傳部和國防部分別接管了上海、北平、長春、南京等地的電影產業。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一部分革命和愛國的電影工作者進入由中央電影攝影場改組的中央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電）各廠，利用國民黨的電影基地，拍攝進步影片；另一部分參加進步電影的基本陣地昆侖影業公司，對文華、國泰、大同等民營影片公司也採取團結、支持、爭取和協作的方針，使之拍出進步影片。這樣，在1946～1949年間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松花江上》、《夜店》、《還鄉日記》、《遙遠的愛》、《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優秀影片。這一時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電影公司，拍攝了約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謀殺、間諜、偵探、心理變態或描寫所謂家庭愛情糾葛等。在解放區，1946年成立延安電影製片廠。1947年以該廠部分人員為基礎，組成西北電影工學隊前往東北。
1946年10月在晉察冀軍區成立華北電影隊。1946年長春解放後，中共中央東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滿映」。1946年10月成立東北電影製片廠（簡稱東影），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17輯大型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以及木偶片《皇帝夢》、科教片《預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動畫片《瓮中捉鱉》、翻譯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東影遷回長春，1955年改為長春電影製片廠。北平、上海解放後，在北平、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領導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國民黨製片機構，分別成立北平電影製片廠（後改為北京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製片廠。1949年4月，成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擔負領導全國電影工作的任務。 （1949年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營電影製片廠聯合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於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這樣，故事片的生產完全由長春、北京、上海3家國營廠承擔。為了培養人才，上海、北京先後成立電影學校，北京的電影學校後成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專業學府——北京電影學院。與此同時，成立了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籌建了保定電影膠片廠，南京、哈爾濱、上海都建立了電影機械廠，以及八一電影機械廠和北京電影洗印廠等電影工業企業。新中國電影從1949年製作第一部以工人階級作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橋》開始，在很短的時間，拍攝了《白毛女》、《鋼鐵戰士》、《上饒集中營》、《新兒女英雄傳》、《翠崗紅旗》、《我這一輩子》、《腐蝕》等優秀故事片 ，以及新聞紀錄片《百萬雄師過大江》、《紅旗漫卷西風》等。但是，由於在電影創作指導思想方面過分強調電影的政治宣傳作用，造成題材單一的傾向。對《武訓傳》等影片的批判，挫傷了部分創作人員的積極性，導致了創作拘謹、產量下降。1953年，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有關領導提出改進領導方法，鼓勵藝術家發揮各自長處，從各方面反映革命的歷史和現實。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電影局從指導思想、領導、體制等多方面進行改革，取得積極成果，故事片生產由1951年年產10多部逐漸增加到1957年年產40多部，1957年文化部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一次優秀影片評獎 ，獎勵了1949～1955年攝制的《南征北戰》、《智取華山》、《渡江偵察記》、《雞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時珍》、《神筆》（美術片）、《淡水養魚》（科教片）等69部優秀影片。1957年，隨著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對一些影片和藝術家也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58年又拍攝了許多報道性宣傳大躍進中某些虛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擾了電影的創作。不久，中央逐步糾正了大躍進中「左」的錯誤，周恩來對電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質量的要求，促使中國電影事業在1959年形成一個繁榮時期，拍攝了《林則徐》、《聶耳》、《萬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鋪子》、《老兵新傳》、《五朵金花》等題材風格多樣、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統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傾運動中，電影界又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加之三年自然災害，膠片、器材等嚴重短缺，電影生產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重申堅決貫徹雙百方針，糾正了違背藝術規律，對文藝創作進行簡單粗暴的批評干預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藝工作和電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條例。使60年代初期的電影走入正軌，到1965年，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第二個電影創作高潮，生產了《甲午風雲》、《革命家庭》、《紅旗譜》、《舞台姐妹》、《小兵張嘎》、《英雄兒女》、《農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楊門女將》等優秀影片，以及優秀美術片《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等。與此同時，電影放映單位從1949年的400多個發展到1965年的20363個 。到1965年為止，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共發行1213部長短影片。中國自己的電影工業也已具備相當規模 ，可以生產洗印、錄音、攝影、放映機等各種設備、器材，並基本達到自給。但在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電影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粉碎四人幫後，電影事業獲得發展。1979年10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藝路線基本是正確的，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過去提出的「文藝服從政治 、文藝從屬政治」的偏頗提法 ，重申執行雙百方針。 2013年在人們對《泰囧》的驚嘆聲中開始。3000萬成本的《泰囧》在1月1日這天跨過10億票房大關，2月17日最終落畫時收入12.57億，成為有史以來最賣座的華語電影——片方最初的預期只是4億。同在2月，2013年的國產片票房冠軍也誕生了，周星馳的《西遊·降魔篇》，從大年初一到到初六，拿到了5億票房，並且鬼使神差地一路賣座下去，直到停在12.46億元——雖然並未達到周星馳預估的15億，這個大膽的想像來自《泰囧》的鼓舞 。
2013年中國的電影票房年收入的217.69億中，國產電影收獲了127億。收獲的批評也不少。有人說國產片越來越像春晚，觀眾「邊看邊罵，邊罵邊看」。到了年底，「國民導演」馮小剛給罵得邪火攻心，在微博上反過來痛罵影評人，狠狠地出了一口氣。
張藝謀的《英雄》還能在媒體引發廣泛的價值觀層面上的嚴肅批評和爭論，這種情況今天難以重現。一是互聯網的速食文字使爭論大多停留在意氣和口水，二是國產電影在商業道路上越發「成熟」，早早摘除了可能在意識形態上帶來的麻煩。
票房口碑都不錯的電影《中國合夥人》這樣評價它的主角、民營企業家成東青：「他壓根就沒想過去改變這個世界，但至少他能做到不被這個世界改變，永遠地土鱉下去。」影片末尾很勵志地羅列出柳傳志、馬雲、馮侖、陶華碧、李開復、王石等成功企業家的肖像，這無意中勾勒出了2013年國產電影的主流心態——信仰成功，尤其是本土市場的成功。 2012年，內地進口片票房近88億，國產片票房82.7億，算輸。對中國電影來說，2013註定是以翻身為目標的一年。翻身仗的開場手忙腳亂：王家衛《一代宗師》公映日期在媒體上推遲數次，終於定在1月8日，不能再推。1月3日，王家衛在泰國做總合成，動畫部分在法國，特效在法國和香港，音樂在日本，聲音效果在澳大利亞，還有在加拿大的、在北京的。要通過技術審查，要搞首映式，要做拷貝並把硬碟分發到各影院終端，保證1月8日的上映。所有人捏著一把汗。
還真做到了。雖然影迷從來不拿票房衡量王家衛，但《一代宗師》的2.87億成為王家衛在內地的最好成績。盡管圈內人對它的期待，至少是過3億。
新麗傳媒出品的《101次求婚》在正月初三上映，這個時間點被業內視為「不按牌理出牌」。除了主演林志玲和黃渤，這部小成本電影一切都是陌生的，導演陳正道，恐怕至今都沒幾個人認識，它意外拿到1.99億票房，為國產小片又添了不少信心。
《北京遇上西雅圖》原來叫《美麗有緣》，出品人江志強是香港人，這是香港喜歡的片名，後來由熟知內地的業內人士建議改名，被稱為「割了雙眼皮上場」。
上映時間是傳統淡季，江志強試探性地問了解市場的人：能賣到1億嗎？導演薛曉路則問：能賣到2億嗎？上映頭兩天，日票房都只1000萬出頭，但緊接著，觀影史上的奇跡出現了。幾天後，突然出現了3600萬的數字，結果完全憑著口碑，上映多天的片子竟然開始反彈和爆發：6天過億，10天2億，基本成為黑馬，最終跑進「5億俱樂部」。
管虎的《廚子·戲子·痞子》在市場上沒有同期的「西雅圖」這么熱鬧。雖然有批評拿這部電影與「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劇相提並論，但它仍收得2.7億元，成為「第六代」導演票房過億的「奇跡」。國產電影的話題性徹底超過了《霍比特人》、《巨人殺手傑克》、《魔境仙蹤》這些同期進口片。韓國「外援」執導的小成本愛情片《分手合約》被稱為「搭順風車」，也過億了。陳正道、薛曉路、管虎，三個年輕導演為國產電影帶來某種強烈的信號：「中國電影結出了奇葩。它們的容貌五官是觀眾願意接受的。」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公映時，距離《鋼鐵俠3》公映只有5天。趙薇的粉絲、原作小說的粉絲顯示了他們的力量，首映當日票房4500萬刷新2D國產電影的歷史紀錄。《鋼鐵俠3》上映後兩部電影並非此消彼長，而是比翼齊飛，結果創造了周票房9.2億的紀錄。3D片《鋼鐵俠3》成為2013年進口片票房冠軍，而《致青春》的成績比它只差四千多萬，屈居年度票房的第三名。
2013上半年結束的時候，國產電影票房佔比達到了一個歷史結點：62.7%。2012年這個數字是48.46%。但《超人：鋼鐵之軀》和《環太平洋》領隊的美國大片隨即在沒有保護的暑期檔來勢洶洶。「超人」上映5天，國產片策略性地放出了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郭敬明粉絲登場，「超人」迅速變成凡人，《環太平洋》也受到阻擊。上半年的電影多少有些好口碑。2013下半年，《小時代》伴著巨大的爭議，而「富二代」（同在6月面市的《天機·富春山居圖》、《不二神探》和《小時代》的簡稱）遇到的則是巨大非議。最終暑期檔結束，國產片票房比例落到58%-59%。
2013年9月淡季，新人導演的小成本法庭戲《全民目擊》有人罵也有人喜歡，完成了1.8億。國慶黃金周，徐克的《狄仁傑之神都龍王》不出意料地收獲了6億。此間還有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品相不錯，票房卻只有1.8億，黃金周結束了。市場隨後疲軟，從10月中旬到11月中，二十多天里每天全國票房收入只有2000萬上下，無論國產片還是進口片，都無法力挽這一段的頹勢。
《地心引力》此時被釋放，以期拉動市場。超級英雄和超級特效維持著好萊塢在中國市場上的面子，而且他們已經知道在《地心引力》的關鍵位置放上天宮一號，令中國觀眾相當受用。
《掃毒》在11月底登陸，《無人區》出現在12月初，各自拿他們應得的票房。《掃毒》上映的時候，國產片票房比例已經落到了54%。年末賀歲檔期，沒有政策上的保護和限制，但進口片主動避讓了。2013年賀歲檔，國產片都是常規賀歲作品，反倒出不來《泰囧》那樣神經級的黑馬。賀歲檔最終只拿到21.5億，比2012年少了4億，這也是意料之中。
這一年，33部國產片票房過億，國產片總票房127.67億，以58.6%的數字翻身壓住進口片。盤算下來，2013年總票房比2012年凈增47億，而這47億，96%來自國產影片。
2015年12月31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通報，2015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440.69億元，比2014年增長48.7%，創下「十二五」以來最高年度增幅。其中，國產影片票房271.36億元，占總票房的61.58%，以較大優勢保持了國產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導地位。
據統計，2015年我國故事影片產量686部，全年票房過億影片共計81部，其中國產影片47部；國產影片海外銷售收入27.7億元，比2014年增長48.13%；全年城市影院觀眾人次達到12.6億，比2014年增長51.08%。
電影局相關負責人介紹，2015年中國電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走上質量提升、產能優化的新階段，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取得雙豐收。同時，大批優秀青年電影人才相繼脫穎而出，「互聯網+」促使各種新型業態進入電影行業。
特別是國產影片不斷提高創作水平，不斷豐富類型品種，受到了市場和觀眾歡迎。涌現出《西遊記之大聖歸來》《捉妖記》《滾蛋吧！腫瘤君》《狼圖騰》《烈日灼心》《戰狼》《解救吾先生》《尋龍訣》《老炮兒》等一批優秀影片，鞏固了國產影片在電影市場的主導地位。根據在2015年重要檔期開展的綜合性電影觀眾滿意度調查顯示，電影評價不再「唯票房論」，國產影片的口碑處於持續上升態勢。
此外，2015年影院建設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年新增銀幕8035塊，平均每天增長22塊，全國銀幕總數已達31627塊。全國影院已全部實現數字化，縣級城市影院全覆蓋已基本實現。 中國第一部電影是戲曲片京劇《定軍山》，內有《請纓》、《舞刀》等片斷，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北京豐泰照相館攝制。無聲片，長約半小時。 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是《難夫難妻》，1913年在上海拍攝，無聲片，鄭正秋編劇，鄭正秋和張石川聯合導演。
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是《歌女紅牡丹》，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攝制。
中國第一部獲得國際大獎的影片是20世紀30年代由蔡楚生導演的《漁光曲》，它在193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榮譽獎」。
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是1948年拍攝於上海的戲曲片《生死恨》，由華藝影片公司出品。費穆導演，主演梅蘭芳，著名攝影師黃紹芬為攝影指導，李生偉任攝影師。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故事片是《橋》，編劇於敏，導演王濱，東北電影製片廠1949年攝制。
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6年拍的《祝福》（魯迅著，夏衍改編，桑弧導演），北京電影製片廠攝制。
中國第一部彩色寬銀幕故事片是1959年拍的《老兵新傳》，編劇李准，導演沈浮，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攝制。
中國第一部彩色立體寬銀幕故事片是1962年拍的《魔術師的奇遇》，編劇：王煉、陳恭敏、桑弧，導演桑弧，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攝制。
中國第一部彩色舞台紀錄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編劇：徐進、桑弧，導演桑弧、黃沙，上海電影製片廠攝制。
中國第一部遮幅式寬銀幕故事片是1977年拍的《青春》，李雲官、王煉，編劇，謝晉導演。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部譯製片是《團的兒子》，原譯名《小英雄》，楊范、陳涓翻譯，周彥譯制導演，上海電影製片廠1950年譯制。
中國與外國合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8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與法國加朗斯公司合攝的《風箏》，導演王家乙、羅歇·比果。
中國第一部獲得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的電影是《紅高粱》，導演張藝謀。
中國第一部獲得義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獅獎」的電影是《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
中國第一部獲得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棕櫚獎」的電影是《霸王別姬》，導演陳凱歌。
中國第一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是《菊豆》，導演張藝謀。
中國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是《卧虎藏龍》，導演李安。

❿ 中國電影歷史

1896年8月11日電影傳入中國。當時外國人在上海徐園的又一村茶樓中放映了一部表現外國人生活的影片，引起了轟動，被稱為西洋影戲。從此，法國、英國、俄國、義大利人也紛紛把自己國家的影片輸入中國，在酒樓茶肆中放映。

中國自己拍映的第1部影片當數1905年，由北京豐泰照相館老闆任景豐拍的《定軍山》。這是一部短戲劇片，主演是當時著名的京劇演員譚鑫培，《定軍山》是譚派的保留劇目。京劇是當時中國人最喜愛、最熟悉的劇種，譚鑫培又是當時最受歡迎的京劇藝術家。任景豐當時的選擇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是頗有精品意識的，因此，影片大獲成功。報載，放映時有13「萬人空巷來觀之勢」。當然，由於那時還是默片時代，所以任景豐等人只拍了其中請纓、舞刀、交鋒等武打或舞蹈比較多的場面。

本世紀20年代前後是中國的電影事業的萌芽時期。1917

年，中國有了第1所自己的電影企業——商務印書館影片部。一些影片的樣式，如故事片、武打片、紀錄片、風光片，動畫片都出現了，但基本上還是在探索階段中。那時拍出的一些影片，如《嚴瑞生》、《紅粉骷髏》等，無論在影片的內容上、藝術性上，都很低劣。不過那時也確有一些影片具有積極意義。如我國的第1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辦婚姻的不合理。1913年，由美國人出資、中國人拍攝的

《莊子試妻》成為第1部送到外國去的影片。1931年，還誕生了我國的第1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

30年代初，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左翼

文藝運動的興起，同時也標志著左翼電影的興起。「九·一八」和「一·二八」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喚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步的電影工作者拍出了許多具有積極社會意義、又有相當藝術水準的影片，如《春

蠶》、《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神女》、《新女性》、《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狼山蝶血記》等。孫瑜執導的《野草閑花》不僅在內容上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而且其中的

《尋兄詞》開了我國電影插曲的先河。蔡楚生的《漁光曲》，在中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一時期，我國電影藝術家對於電影語言的運用更加純熟了，推、拉、搖、跟、升、降的攝法，各種蒙太奇手段的運用，都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1937年以後，我國的電影藝術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拍攝了《塞上風雲》、《八14百壯士》、《長空萬里》等影片，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電影工作者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萬家燈火》、《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等影片，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反派的腐敗和反革命的本質。而物質條件技術設備極差的解放區也開始建立了自己的電影企業，1946年，東北電影製片廠在現在的黑龍江省鶴崗成立，為人民電影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解放後，我國的電影事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不僅成立了許多新的電影製片廠，一些著名的優秀電影藝術家創作。拍攝了許多優秀的影片，而且涌現了許多新秀。一批影片，如《白毛女》、《鋼鐵戰士》、《梁山伯與祝英台》、《聶耳》、《我這一輩子》等還在國際上獲獎或者獲得好評。十年浩劫，曾給中國的電影事業帶來了極大損害。打倒「四人幫」以後，尤其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電影事業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空前繁榮的時期。許多新的題材、新的辦法、新的電影藝術家大量涌現，並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謝晉、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中國導演們拍攝了一批《天雲山傳奇》、《黃土地》、《紅高粱》等有國際聲望的電影，中國的電影像中國的經濟一樣已穩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