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与社会主题

① 中国20-90年代电影及其风格

第四代导演——在夹缝中探索奋斗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军是“第四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六十年代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人。他们虽然学艺于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其艺术才华到1977年以后才发挥出来。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第四代导演”有理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
在“第四代导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
除上述导演外，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王君正、张子恩、宋崇、丛连文等都以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② 新主流电影类型多样，佳作甚至爆款不断涌现，为何这种电影“叫好又叫座”

新主流电影类型多样，佳作甚至爆款不断涌现，这种电影“叫好又叫座”的原因如下。

一、坚持“小切口、大情怀”

新主流电影叫好又叫座是中国电影产业不断成熟、中国电影工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电影人不断学习和创新，也是中国电影观众素质不断提高、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深层次开发的结果。

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民族凝聚力提升的具现和中国电影产业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双重反映。

相信用不了多久，国内的主流电影，或者说新的主旋律电影，会因为政策和商业的配合，而变得更加地积极，作品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③ 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 加分100！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投资、以宣传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这类系列大片当时相当引人注目。第二类是艺术片，它们不如80 年代那么前卫。因数量上( 而非质量上) 的锐减逐渐成为少数派片种。第三类是娱乐片或商业片，它们题材多样，价值观各异，已经成为电影生产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艺术片和娱乐影片越来越接近官方意识形态，而主旋律影片则逐渐显露出商业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艺术影片导演，199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即可作为代表。其结果是，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这是一个强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创作力转向市场，也在90 年代暂时促使年轻的“地下”或“独立”导演同时在制片厂体制内外尝试电影运作。[1]

纷繁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图景
在当前的英语学术研究中可以区分以下几种“后社会主义”观念：(1) 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签，(2)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结构，(3)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系列美学实践，(4) 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毕克伟(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会主义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的第一位学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现代理论的启发，推演出针对当代中国的一套类似体系。如果说“现代”指的是“在18、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后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代主义”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出现的先锋……文化”，[2 ]那么，对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现代主义框架就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建设性，而只会产生误导，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使得现代主义非合法化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原因，毕克伟从历史主义基础出发，强烈反对后现代主义框架：“后现代框架主要指后工业语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他主张不用“后现代”，而用“后社会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应物”。他认为，既然“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这个新框架就可以解释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国晚期文化的痕迹、民国时期现代文化或曰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残迹，也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
毕克伟把后社会主义用做一个历史分期标签，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种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文化状况”。然后，他进一步把中国后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流行的看法”，“一种异化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而它们无疑在毛泽东去世前就已出现。[3] 从这一定义看，后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一直被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则得到了有力表达，异化和幻灭是它的两个主题。毕克伟在研究黄建新的第一个城市三部曲时，认为《黑炮事件》(1985) 是对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后社会主义批判，《错位》(1986)通过“戏仿”(mimicry) 将后社会主义与荒诞派戏剧联系了起来，《轮回》(1988) 则表现了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听天由命和杂乱无序的状态。在另一篇文章中，毕克伟进一步用《顽主》(1988，米家山导演) 和《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导演) 作为后社会主义城市电影的例证。他从改革时代电影生产的政治经济角度得出结论说，20 世纪90 年代初是一大团矛盾，此时半持政治异议的导演(如张艺谋和陈凯歌) 专门创作逆向的东方主义作品，而张元(1961 年生) 与何一(何建军，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导演则在制片厂体系外拍片，甚至还有一些与创作初衷适得其反、可能会削弱国家权力的糟糕的宣传片。[4]
毕克伟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后社会主义可以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电影作品中。只要它们表达了一种异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将谢晋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导演的电影，也可称为后社会主义。因此，后社会主义可以进一步看成各代导演采用的一套另类的美学视角。所谓“另类”，也就是与毛泽东时代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不同。就城市电影而言，《本命年》(1989，谢飞导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边缘化的出狱犯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中拼命挣扎，深刻地表达了幻灭与悲观的情绪。裴开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毕克伟的后社会主义观念，兼以涵盖电影风格。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后社会主义能否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补充? 它对其他风格的拼贴(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戏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学类似于后现代主义?”[5]换言之，我们能否按毕克伟所说，在阐释后社会主义问题时，不需面对它的他者——后现代主义?
对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张旭东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后现代也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6]他们心目中的后社会主义观念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这一状况导致了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旭东在对当代中国的双重勾勒(后现代主义与后社会主义) 中，分析了极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改革的两面性、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主义) 的乌托邦冲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市场的疯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识分子的政治焦虑(他们如今分化成几个彼此论战的意识形态阵营)。张旭东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分化、矛盾、两极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显，造成了焦虑”——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于是随之出现在这个可以确认为是“后社会主义的” 社会。[7]
以上我简述了近年关于后社会主义的英文学术成果，旨在说明“后社会主义”并非是涵盖整个后毛泽东时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时期”) 的一个单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会主义看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多样的文化图景。在这一图景下，具有不同美学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重新定义自己新的战略位置。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是因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导演出现的时期代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章。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后新时期”，它与毕克伟等研究的新时期有显著差别。[8]因此，研究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电影要求我们关注新的文化生产、艺术追求、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制度变迁等问题。

新千年交替的收编和共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电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 月同意中国正式加入) 时代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此，我加上了地下电影所代表的“边缘”及其自称的真实、现实，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们现在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互相竞争的力量，看一下它们相互抗衡和结合的形式( 见图)。
首先，艺术以想象为特征，由创造力产生，它追求美学、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取相当的资助，制作艺术电影，对象是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小众。其二，政治的特点是权力，由审查制度维持，追求宣传和控制，利用国家拨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将其加诸于全国观众。其三，资本以金钱为特点，由市场推动，追求利润和控制，从民营企业——有时也有国家来源——获得大量资助，制作针对大众的娱乐片。最后，边缘以真实为特点，以异议为灵感，追求现实和声誉，从民营企业和海外获得低成本投资，制作“地下”或“独立”电影，主要在海外传播，偶尔也通过非正规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国内传播。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是，四种力量现在都把市场( 包括国内和海外市场) 作为它们的核心中国电影| 产业与叙事舞台。除了政治和边缘之间的扭结外，各种力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和妥协。政治重新调整了与艺术的关系，从全面控制改为诱惑和收编。而艺术也可能会自愿融合政治，有时甚至达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黄健中导演)和《国歌》(1999，吴子牛导演)。同样，资本也改变了对艺术的战略位置，从控制转向收编。有时，声誉和利润分成的诱惑推动着艺术融合资本，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王小帅导演)；或与资本共谋( 甚至依赖资本)，如《英雄》(2002，张艺谋导演)。[9]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是最不稳定的。从现有格局来看，艺术常常漠视边缘声称的真实，而边缘则揭示后社会主义现实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艺术的姿态，如《小武》(1997，贾樟柯导演)。[10]有时艺术和边缘之间会出现奇特的结合或妥协，如《月蚀》(1999，王全安导演) 和《苏州河》(2000，娄烨导演)，它们都类似地下电影，却公认取得了艺术成功。边缘顾名思义必须对资本表示蔑视，但在实际操作中，边缘可融合资本，而资本则部分收编了边缘，其方法是通过投资拍摄某种“中国”的现实，它被认为比艺术和政治所表现的中国现实更真实、更客观，如《邮差》(1995，何一导演) 和《站台》(2000，贾樟柯导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变化出现在政治和资本的联结上。政治和资本以分享利润和资源为借口，达成了共谋关系。紫禁城影业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确性，也追求最佳市场效应。[12]《红色恋人》(1998，叶大鹰导演) 和《不见不散》(1999，冯小刚导演) 这两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业片，是这种政治—资本伙伴关系的早期产物。扭结和妥协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就是政治和边缘之间的联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异议和文化抵抗的唯一场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艺术忽略，边缘的影响和所呈现的现实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国际电影节上被人接受，如《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既然民营资本可以轻松吸引潜在的边缘者来搞艺术，边缘作为异议和反抗场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称的“寄生地”) 的未来，仍是无法确定的。[13]边缘缺乏与国内市场的结合，也使其成为新千年中国电影业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国电影业再次被艺术、政治、资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确切说被这三者的重新联合( 包括各自对边缘的收编) 所控制。
邓光辉在回顾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时，找出了一种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电影”包括艺术片、娱乐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电影。邓光辉注意到新生代在叙述、影像风格上朝新主流运动，娱乐片则喜欢快乐原则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题材，艺术片从文化批评的象牙塔沉沦到了个人幻想的后台。[14]如果重新阐释邓光辉的说法，可以说在主流的后社会主义制片模式中，收编和共谋已经是其有机成分。我对“新主流电影”这个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邓光辉的一个论点，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如戴锦华所说，“在80 和90 年代的社会纷乱中被放逐的边缘文化力量，现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开始挺进中心”。[16]戴锦华质疑两种针锋相对的未来相当令人深思：“边缘是否正在成功进军，占领中心? 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
工业及其市场策划了一场夺权? 新一代导演是给飘摇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活力，还是体系淹没了软弱的个性艺术家?”[17]尽管戴锦华希望她的两种极端的未来图景都是错的，但我觉得新千年的迹象表明，后社会主义制片系统在迅速融合，电影艺术家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共谋性，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职业化，他们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进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当今无所不在的市场。
表面看来，中国电影在WTO 时代存活下来的必要性，是最近艺术、政治、资本战略结盟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国家在媒体业中采取了进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现有的制片厂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区域性的电影集团，另一方面则把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出版等整合成规模宏大的媒体集团。从制度上来说，现在的行业改组迫切要求各种力量进行更多融合和妥协。雄心勃勃的导演们则欣然抓住机会，宣布他们在市场中的存在( 虽然也许还未宣布他们自己的艺术声音)。传媒也对新一代城市导演投入了许多关注。从2002 年起，中国每年引入的好莱坞大片计划将增加两倍或三倍。在中国与好莱坞的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导演被看成中国的先锋。
很多新一代城市导演对WTO 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保持乐观。2000 年在回答《大众电影》杂志提出的问题时，王小帅说，好莱坞对中国艺术导演的冲击不会太大，中国电影应发展更多的“东方特色”。以地下电影《北京杂种》(1993) 著名、但已于《过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张元，把引入的好莱坞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领”，但认为年轻导演凭自己的才能和风格，会在未来十年成为最有希望的中国影人。在《头发乱了》(1994) 之后导演了《古城童话》(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认，大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电影首先必须“ 好看”，导演若不考虑市场因素就会遭到抛弃。张杨拍了两部票房成功的影片，《爱情麻辣烫》(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说得更直接：“我觉得好电影就有商业性”。[18]但是，正如真实、客观、现实、真理等概念一样，这些导演没有定义他们说的“好电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艺谋认为第六代的美学有泛泛之嫌，也许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参照物”，导致他们明显缺乏开创性的作品。[19]不少批评家也在新千年的新电影中注意到这种经典缺席的遗憾。
可以说，WTO 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市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城市导演的艺术风格( 从先锋到通
俗剧式)、意识形态立场( 从激进到保守)、体裁实验( 从喜剧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驳杂复杂。他们虽有明显缺点，但在新千年出现的新导演数量( 包括大量独立制片)，以及他们某些处女作引人注目的特点，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引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语录，世界属于年轻人，虽然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中的红色王国，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个人空间，而是一个受到后社会主义电影业的力量场——资本、政治、艺术、希望还有边缘——相互作用的广阔天地。

注释：
[1]有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概述，见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 London： Routledge，2004，281-296 页.
[2] 毕克伟 (Paul Pickowicz).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Nick Browne，Paul Pickowicz， Vivian Sobchack， and Esther Yau，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58-59 页.
[3] 毕克伟引文同上书，60-62、80-83 页.
[4]Paul Pickowicz.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Perry，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93-220 页.
[5] 裴开瑞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Linda Ehrlich and David Desser，Cinematic Landscapes： 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页.
[6]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Intro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Boundary 2 24.3 (1997)，4 页.
[7]Xudog Zhang. Epilogue：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 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China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7-38 页.
[8]参见Xudong Zhang 编，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
[9]《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感伤的艺术片，由台湾和法国联合制作。《英雄》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北京、香港和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都参与制作。
[10]张艺谋的话阐述了艺术和边缘之间的这种张力：“其他阶层的人中也存在着这种年轻的叛逆精神。第六代的反叛也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一反叛针对的是政治、艺术形式、艺术内容、上一代，还是传统美学。” 见Frances Gateward 编，Zhang Yimou：Interview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1，153页.
[11]在制作《站台》时，贾樟柯得到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日本万代娱乐公司、法国Artcam 公司的资助。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艺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从海外获得了很多资金，1999 年却抱怨年轻导演与资本的共谋“第六代很有实际考虑。这是无法抗拒的 ：对金钱的需求，审查制度造成的两难处境，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等等”(同上书，162 页)。
[12]我给“民营”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紫禁城公司在1996 年完全是国家资本建立的，投资的518 万元来自以下政府单位：北京电视台(25.5%)，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5.5%)，北京电影公司 (24.5%)，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4.5%)。见《1997 中国电影年鉴》 ( 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1998)，第342 页. 在推出大受欢迎的“贺岁片”后，紫禁城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绩骄人。
[13]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9 页.
[14] 邓光辉. 论90 年代中国电影的意义生产. 当代电影，2001，1 期.
[15] 对从上海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提法的批评，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2)， 324-31 页.
[16] 见Jing Wang and Tani Barlow 合编， Cinema and Desire：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 London：Verso，2002， 85 页.
[17] 同上书，97 页.
[18]李彦.WTO 来了我们怎么办. 大众电影. 2000，6，50-53 页.
[19 ]Frances Gateward，Zhang Yimou：Interviews，162 页.

④ 中国有没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

1.黄土地
《黄土地》是陈凯歌的处女作，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他背负着厚重的责任感，用电影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并不新奇却震撼人心的故事，《黄土地》不仅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也是陈凯歌对中华民族力量的反省和思考。
2.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1994年最受中国人关注的一部国产电影，姜文的导演处女作，年仅16岁的主演夏雨凭借影片中的马小军一角获得当年的威尼斯影帝的称号。堪称是94年度全世界令人赞 绝的、至今仍渴望观看的影片之一。它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 国电影，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3.霸王别姬
影片借助于几位京剧演员人生、命运的曲折展现对人的生存理想与现实存在着的永恒矛盾做了哲理的探索与阐释。影片因其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内蕴的丰厚的东方化的人文主题勇夺戛纳金棕榈大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电影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4.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压轴之作；描绘活泼市井生活的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国早期社会问题片的集大成者，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发展高峰的标志。
5.大红灯笼高高挂
大宅中的争宠戏的经典简约版。争来争去只有寂寞。红彤彤的画面背后是一世荒凉。一直没有出现正脸的男人，是封建宅门的象征。
6.芙蓉镇
《芙蓉镇》是谢晋代表作，影片根据古华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姜文主演的右派书生和刘晓庆主演的“豆腐西施”都极其精彩，这两个中国最伟大的男女演员自此开始了几次完美的合作和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
7.蓝风筝
本片透过小孩铁头的眼光，反映了自1953年至1967年的中国的历史变迁。以悲哀、灰暗的基调讲述几十年的故土旧事，透视埋在历史灰烬下的人的命运。 《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没有回避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是以一个导演应有的良心和责任感，用深情的“笔触”将这段历史娓娓道来。
8.城南旧事
本片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影片发展了原著抒情风格和怀旧情绪，将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展现在观众面前，是一部极有意境的散文式的电影，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令人看后之有产生一股“挥之不去”的惆怅。
9.小武
第六代是一个很尴尬的导演群体，而贾樟柯处在这个群体的尾巴上，却以更大的魄力和责任感担当起振兴中国电影的重任，虽然他的初衷并非如此。诚然《小武》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导演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在令国人颇觉尴尬的同时也令世人更深入的认识到当前社会更真实的状态。《小武》粗粝镜头下描述的小人物悲哀无助，却又让我们同情不起来，恨不下去。
10.孔雀
获得奖项：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顾长卫制作。

11.《鬼子来了》：姜文以本片显示了中国人直面历史的勇气
1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爱上你的那一刻起我已万劫不复
13.《甲方乙方》：直到冯小刚，中国电影知道了怎么拍喜剧，拍什么样的喜剧。
14.《小城之春》：发乎情，止乎礼。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禁锢于此可见一斑。
16.《疯狂的石头》：小制作电影彻底使中国电影狂欢了一把。
17.《红高粱》：生命的热血和激情在此燃烧。
18.《爱情麻辣烫》：四段故事完成了对整个人生的简约叙述。
19.《十七岁的单车》：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痛并忧伤。
20. 《活着》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对死亡的苦笑。

⑤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⑥ 当代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 的电影主流风格

美国：以好莱坞为中心，商业电影为主，文艺片以及其他多元化影片共存。

英国 法国 可以统称为欧洲，欧洲电影以文艺片为主，因为欧洲人注重血统，因此比较注重精神。欧洲的文艺片最深刻，很真实。尤其是法国的。

日本 韩国 泰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有类似之处，其电影以社会时代和人类心灵为主，无论是恐怖的 还是文艺片的，基本上都是悲情收尾。他们骨子里比较极端。同时他们的主流电影，也是在描述刻骨铭心的城市当代人的孤独。

中国的，以歌颂政府为主，党天下。

另外，电影有风格和分类，但是没有国界。以上只是目前来说他们的暂时状态而已。

⑦ 国产电影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哪部

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

有声电影有“腊盘发声”和“片上发声”两种技术。前者是将声音刻录在唱盘上，放映时与影片同步播放，为电影配音；这也是世界上有声电影最初问世时采用的方法。诞生于1927的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美国的《爵士歌王》就是如此。后者则是今天普遍应用的在胶片上录制声音的技术。由于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原因，《歌女红牡丹》采用的是成本低廉、制作简单的腊盘发声方法，因而，它实际上应该称作是中国第一部“腊盘发声”的有声片。

《歌女红牡丹》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主演蝴蝶等。影片描写女歌手红牡丹嫁给生活堕落的丈夫后，不仅备受凌辱，艺术生涯也走向衰落。但当丈夫卖掉女儿，又因失手杀人入狱后，红牡丹却忍辱负重，恪尽妇道，努力拯救自己的丈夫。影片描述了戏曲艺人的生活悲欢，也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身心的*。除了对白之外，片中利用“有声”的优势插入了《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等4段京剧片段（由梅兰芳代唱），更增加了影片的轰动效应。这也和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片以歌唱家生活为题材如出一辙。影片于1930年中旬开拍，前后经过5次试验，至年底拍竣，耗资12万元旧币，1931年1月在明星大戏院试映，3月15日于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影片公映时盛况空前，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了轰动，发行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但严格地说，《歌女红牡丹》只能算是一部“半有声片”，因其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起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它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这当然也是初期有声电影的通病。

与这部影片同时开拍的另一部有声片是“友联”公司摄制的《虞美人》。它同样采用腊盘发声技术，描写了一对儿戏剧演员演出《霸王别姬》一剧的幕前幕后。两部影片在技术上稍有不同。《歌女红牡丹》是影片拍完后让演员看着画面对口型配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后期配音。《虞美人》则是先把声音录好唱片，然后演员在现场按照放出来的声音表演。两者相比，各有千秋。《虞美人》稍晚于《歌女红牡丹》，于1931年5月上演。

腊盘发声的有声片在技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唱片和放映的配合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难以再和声音相吻合，甚至会出现银幕上男人在张口，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却是女声的笑剧。因而，在这两部影片上演的当年，一些电影公司也开始试制“片上发声”的有声片。它们是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公司合制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拍摄的《歌场春色》。这两部影片都是租用国外的设备，并由外国人参与协助制作完成的。首先完成的《雨过天青》于1931年6 月3日在虹口大戏院试映。由于该片租用的是日本的设备，并赴日本拍摄，不久后即遭到观众的抵制。1933年，亨生影片公司用自己研制的录音设备拍摄了《春潮》一片，成为中国第一部用国产录音设备制作的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

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原因，在有声电影问世后，许多电影公司仍然在继续摄制无声片，这形成了中国早期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长期并存的特殊现象。直至1936年，无声片才终于停止拍摄，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得以彻底完成。

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故事片

1922年，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电影公司之一。

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

编剧郑正秋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电影观念也秉承着中国文艺观的传统，认为电影应担负起改良社会，教化民风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编剧的电影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社会的内涵，被称为“社会片”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这部影片是郑正秋电影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的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和宣传社会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尤其儿媳余蔚如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标志。

在《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已诞生十几年的中国电影正陷于低谷之中。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摆脱了早期电影对西方电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袭摹仿，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观念外，艺术上也摆脱了文明戏式的舞台化表演风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实性，同时注重故事性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这使得影片在当时的确不同凡响，非常契合观众的口味。

影片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据记载，它成为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其在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影片公映之后，“未二日，声誉已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了生机，并在此后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产电影运动”。此后数年间，国产制片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自然导致了电影产量激增，国产电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中国电影借此开始走出低谷，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1903-1978）。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影星之一，当时为一外资企业的英文打字员。影片在开拍之前四处寻找女演员无着，经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东介绍，王汉伦前往应试，颇得张石川的满意，从此进入影坛。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也成为享誉一时的中国第一位悲剧明星。

中国第一部长系列影片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武侠、古装片等商业电影的逐渐兴起中，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受到票房收入的鼓舞，明星公司一鼓作气，连续推出该片的续集，到1931年止，共拍摄了18集，由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长系列片。

《火烧红莲寺》取材于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郑小秋、夏佩珍等主演。影片表现在湖南乡村械斗复仇的背景中，浏阳县把头陆风阳之子陆小青学得高超武艺，返乡中误入妖魔潜伏的红莲古寺，后在众多武林高手及官兵的救助下，方得冲出魔窟，救出被囚禁的总督及被残害的良家妇女，并将红莲寺一把火烧掉。

这部影片是在20年代后半期商业电影开始在中国兴盛的背景下问世的。其时，古装片和武侠片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要潮流。《火烧红莲寺》在武侠电影中加入了大量武林高手以“异技”斗法及半人半魔的神怪内容，成为“武侠神怪片”的开创者。例如影片的核心为“昆仑派”和“崆峒派”之间的法术争斗，这使影片从以往武侠片拍摄武打场面转向了注重以大量的特技镜头和机关布景来表现武林高手们的“飞剑白光”、“遁地逃走”等仙门妖术，同时并穿插有半裸的女人，半人半神的怪物，动作性强，又很热闹。

《火烧红莲寺》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及神怪片热，许多公司纷纷效仿，其中以“火烧”为题材的影片就层出不穷，如《火烧平阳城》、《火烧七星楼》、《火烧青龙寺》等。无论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还是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看，“武侠”两字自此片后便成了中国电影军械库中的常规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从此在剑光侠影中长大。

《火烧红莲寺》是中国大型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这种依托于商业电影的系列片也在当时成为一种热潮。稍后于这部影片问世的系列片还有《乾隆游江南》（9集），《荒江女侠》（13集）。

⑧ 中国电影现状分析

分析中国电影现状
现阶段，我国电影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出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推广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
中式大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国际市场有了新的开拓,商业价值也趋于提高。但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电影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影片的海外竞争力仍然偏弱,与中国贸易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此我们简要归纳了近年来中式大片的成功经验:
从创作上看,中式大片已经摸索出一条主旋律片、艺术片和商业片三型互渗的电影美学道路,特别是在主旋律应当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了共识。
从在观众中的社会效果看,中式大片已初步形成在通俗故事中蕴藉民族主流或核心价值理念的美学传统。
从资金投入方式看,中式大片已经探索出了中国独资、中外合资、民间融资、大陆香港合拍等多重电影投资渠道,并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投资环境,这对于我国电影产业的又快又好发展是重要的进步。
从电影管理机制看,我国电影管理部门已经在电影指导、审查及监控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这对于国产大片的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国产影片的发展成绩喜人,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足,需要认真关注和反思。
第一,影片主题过于直露。不少中式大片往往把表达主旨或主题过于直露地剥露出来,损害了电影美学的完整性,令观众失望。
第二,影片通俗故事后面往往缺乏美学传统蕴藉的支撑。中国电影美学的一种传统在于,在通俗故事描绘中投寄深厚的兴味蕴藉,让观众在观赏的愉悦中品味人生至理至情。然而现阶段的国产电影的“俗艳”下面缺乏足够的兴味蕴藉。致使观众难以投入足够的理解力和共鸣感。
第三,对海外受众心理和外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以致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兴趣不高。不少影片传达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囿于国内需要,而在国际普遍性方面存在欠缺,所以难以进一步向国外推广。
第四,不少电影剧本缺乏质量，导致影片缺乏深厚的蕴藉。
第五,推广模式尚不成熟,推广的专业化水平产低。
其实，只要措施得力,方法对头,国产影片创作水平的进步及其文化软实力提升,应大有希望。为此,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第一,强化影片主题的美学化处理,加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传承和开发。
第二,加强电影制作技术与文化品位的探索。组织电影制作技术班子,集中研究3D技术等高科技在电影中的综合运用。
第三, 调集我国电影剧本创作的最强阵容予以攻关, 吸纳优秀作家参加剧本创作，为我国电影产业持续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剧本。全力改善电影剧本创作这一目前我国电影发展的“短板”,这是是我国电影软实力迅速提升的关键。
第四,加大中国电影对外推广和传播的政府扶植力度。
第五,积极吸收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了解把握各民族文化心理,将“文化折扣”变为文化优势。学习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
第六,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电影的外推模式，努力提高推广操作的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合理的营销策略和发行渠道。
第七,加强国际电影合拍协作。
第八,大力办好国内和国际电影节

电影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而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影，也在走过蜿蜒曲折的发展道路后厚积薄发。中国电影业目前面临多种困难，从大的环境看是电影的崛起，从电影业内看，是改革的滞后。中国电影不仅是一项文化产物，也是我国历史传统和世俗文明的延续和传递。可以说，中国电影的新气象是众多创作者在现实生活题材领域内创新和探索的结果。

现实状况
说当下的中国电影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有点勉强。与西方电影业比起来，我国的确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是设备、技术上的差距，此外，我国缺少拍娱乐片的经验，资金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单就艺术水平来说，中国并不比西方差，中国电影近年来在世界一些著名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
在2010年，我国的电影市场生产了400多部影片，只有约1/4能登上电影院大银幕。更多的银幕则被仅有的几部大片和贺岁片占领，这就是银幕垄断。这种垄断是资本投放的结果，资本和商业大片互相追逐。而老百姓眼里所谓“好看”的片子屈指可数。
5年前投资一亿元就是大片，2010年已经涨到3亿元——投入成本大大提高。资本的唯一理性就是投资有票房保证的商业大片，投资当下最显赫的电影人。
例如《让子弹飞》上映以来总票房突破5亿元，姜文在剧中那句“站着挣钱”意味深长！资本推高了电影票房成本（有的贺岁片实行限价，实际上有的高达80元，甚至上百元），也控制了80%的银幕。这种赢家通吃，老百姓乖乖埋单的状况能持续多久呢？

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老百姓看电影，就是看里面的人和事。方寸之间，两个小时左右的光阴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逐一展现。如今，电影题材越来越有局限性。农村题材的片子越来越少，而一些之前拍农村题材电影的导演现在也不拍了，甚至丢掉了自己的长处，盲目追求时髦，以至于拍出来的电影令观众失望，真是令人担忧。
小而雅的文艺片受众群体也在逐渐递减。而有的影片淡化情节，淡化思想，故事片没有故事片的情节，整部片子放完观众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想阐释什么主题思想，令观众一头雾水。
如今，越是看不懂的影片越被说成是大片、好片。整个社会比较浮躁，在一个物质化了的世界里，那些中产阶层开始讲究阶层氛围，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好看”看什么，靠资本运作的中国导演开始迎合这种取向，豪车、豪宅、美女等开始充斥银幕，宣扬帝王般的尊贵生活，而在影片中即便是有穷苦的家庭背景的人也都是涂脂抹粉，艳光四射，根本不考虑电影本身的背景。
市场上出现的所谓赚钱的商业片只顾赚钱，武打片、警匪片等没有实质内容，而大打激情床戏作为卖点忽悠观众。看完电影，如浮华烟云，羡慕嫉妒恨都有了，观影快感荡然无存。
那些小成本小制作的影片在经历种种困难之后，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在国内却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贾樟柯所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的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他特立独行，用他的镜头语言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发生的转变。像贾樟柯一样执着的导演还有很多，他们的身体力行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的生活，重新审视我们的心态。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电影是如何在当今国际影坛造成巨大影响的？许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大大的红灯笼、京剧、中国功夫等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民俗风情。像电影《梅兰芳》中，京剧这个中国的国粹在影片中以线索和背景出现, 京腔京韵的中国气息在影片中异常出彩。并不是只有看不懂才能成为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能够打动人的，也为人们留下一些思考和难忘的内容。中国电影背负着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使命，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欣赏能力也增强了。中国电影百花齐放，不是要抛弃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在时间的长河里，电影已变化了多种媒介方式和艺术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片到彩色片，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鲜明特质。
创造票房神话在中国不是难事；难的是，未来观众能看到什么样的好电影！只有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电影才能在全球化的浪尖上站住脚。

⑨ 电影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不少于800字

在现代影视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能欣赏到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影视作品.文化的发展和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促使观众不再只是简单的掏钱去看电影,而是去更多去享受一顿文化盛宴. 同时日趋商业化的电影运作使追求高票房高效益成为电影制造商的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一预期却非只是影片的形式,大众认识欣赏眼光使他们更多关注影片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源于影片的文化底蕴和积淀.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主题影响:

文化的差异导致对于电影的认识和欣赏角度和观点产生差异.为什么外国人不太容易看懂中国电影,同样我们也不太明白外国电影的主题表达?这就有个文化的根基差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诠释是不同的.《英雄》中的恢弘的战国争雄的场面，万箭齐发、鼓声隆隆，美国人肯定也会惊叹叫绝，但他们不一定能看得懂残剑与秦王的对话。

中国的大片，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大多都在描写一种“大义”，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宣扬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之一。而西方的大片，也以历史题材为比较，《特洛伊》中王子为了爱情可以不惜以两国的战争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对于美人和爱的占有，战争的价值是值得的。这个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于个性、个人解放的追求，在西方文化基础下，人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实现自我的个性张扬就是让上帝知道自己。作为上帝之子，人就应该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表现自己。

还是以《英雄》为例，无名最后明白了残剑给他留下的剑道，“天下”二字一下字将整个影片主题深化。放弃个人复仇的“小义”，追求“天下”的“大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客。个人的英雄在整个民族的统一之间是应该在第二位的，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相反，西方的大片更重视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着力突出个人在集体面前的力量.如流行的《蝙蝠侠》,《亚历山大帝》等.

另一个中西的差别在于主旨上的层面不同,中国电影,不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不同程度的去表达一种精神的力量.比如《七剑》,导演徐克就说出他认为”剑”是”一种精神,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他拍摄此片也就是要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剑文化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十面埋伏》也是一个商业操作做得很出色的电影,精彩的画面背后也诠释着导演对于”爱”和”和平”主题的表达.而西方电影大多有一种”拯救”的意味在其中,电影中也多是描绘人类在与大自然与宇宙的斗争中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传统文化对电影表现手法的影响

中国的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有含蓄.多铺垫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电影所创造的意境方面,中国电影总试图在意境上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比如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环境的变化,主人公悲伤,天色就显得阴沉压抑,或者干脆就用对比手法来反衬所要表达的人物和情景.《卧虎藏龙》中的竹林.绿海等美仑美幻的风景就是作者的意境手法.其次在某些文化现象方面,突出在两性文化的表达上.中国的电影在性的表达上是适可而止,创造在意境上的遐想而不裸露表现,或者用转移的手法将人的两性的冲突表现在动物或其他形象事物上.再次,中国电影善于做铺垫,用”埋伏”的手法.而在抖包袱的过程中去微显中国人内心的微妙张力.所以故事的曲折和展转是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前一结果不断成为后一发生的原因,从而推动情节发展,而最后必然会是”峰回路转”的”柳暗花明”.而西方则相比较就很直接,并且主题的表达集中.

中国电影明显的表现出比西方重视人伦关系,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冲突.摩擦等隐性层面的解读.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尤为突出.中国 人很重视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等等.电影是生活的缩影,它反映也就是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中国电影在描写和表达人伦关系上很是着力,好的电影要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来自与观众对于电影中人伦关系刻画的认同和默许.在这一点上,西方则更注重人与人的契约,重视社会的规则.所以西方电影的人伦色彩较淡,而相对的器物层次.技术层面和法治色彩要多一些,这些区别的根源就来自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差异.

另外一个值得去发现的现象就是中西方电影在形象刻画上的差异.早期的中国电影表现得更明显.中国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差别很大,正面角色一般会高大.光鲜,而反面则猥琐,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人们的心里感受和非理性.而西方则在这方面差异不大,较为客观.

我们能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日韩的风潮很流行,我认为日韩电影的流行正是反映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们对于日韩文化的认同感较西方强取决于文化差异的大小.追本溯源,日韩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们有很多现代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还是来源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输送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却在遇到她的衍生文化的时候势力显得弱小?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崛起要解决的问题.

⑩ 中国的电影主要弘扬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电影是一种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脱离了时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离了社会的共同认可，其市场前景必定黯淡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与一般的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的内容层面必定会涉及人类的情感、道德、文化、精神等诸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又都涉及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基于电影产业的这种特殊属性，我们必须对电影产业的发展设定相应的价值传导目标，这个目标既应当包括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植入”电影的叙事体系之中，同时，也包括将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渗透进电影的故事情节之中。

不尊崇“丛林法则”——

表现正义与人性的世界才能得到观众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关于生活方式、社会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决定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艺术领域对于是非、善恶、正邪、美丑的基本判断。什么样的东西值得珍惜，什么样的东西不值得珍惜，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没有意义，什么样的思想能被认同，什么样的思想不能被认同，都是由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

一部影片不管讲述的是什么时代的历史故事，不论采取的是什么种类的叙述方式，文化价值观都会深深地“嵌入”影片的叙事内容中，都会“浸入”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许多情况下，电影所承载的价值观是从观众并不在意的故事情节中流露出来的。就像影片《赵氏孤儿》，在孤儿从屋顶上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屠岸贾收回了他张开的双臂，故意让孩子重重地跌在地上，让他从肉体的痛苦中明白：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干爹也不例外——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手中的刀剑，这就是屠岸贾灌输给孩子的以“丛林法则”为核心的价值观。他要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种冷酷的功利哲学，并以此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此后，在孩子重新回到屋顶上想拿回宝剑并且再次从屋顶跳下来的时候，程婴走上前牢牢接住了他！程婴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刀剑更值得信赖的力量，这就是父爱！赵氏孤儿没有信奉其干爹的功利哲学，因此在人生的价值路口没有选择强权，而是选择了人性。他体现出中国电影所向往的人类理想是一个与“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相背弃的正义的人性的世界。

现在，我们不能将人性视为好莱坞电影的专利，在人类价值观的天平上，中国电影同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如果说，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惨烈的战争中活下来，那么，中国电影《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拥有生命尊严；一个关注的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一个关注的是普通人牺牲的意义；一个是通过防止人的自然死亡来强调生命的意义，一个则是通过拒绝人的符号性死亡，来强调人的精神价值。
不信奉“娱乐至上”——

电影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价值观的被接受度

电影体现的价值观，归根究底要落实到作者对于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表现上。《岁岁清明》中富家子弟尹逸白与农民的女儿阿敏之间的情感是这部影片最成功的叙事玄机。在尹逸白牺牲后，阿敏与父亲厚葬了这位抗日英雄，这里看似并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这厚葬的仪式竟然整整延续了阿敏的一生！从17岁的阿敏在坟茔前深深默哀，到中年的阿敏在墓地旁静静陪护，一直到弓腰驼背的阿敏在坟前的默默敬守……影片用十几秒钟的镜头语言展示的是阿敏用其一生守护着的感情。在此之前，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可是，他们之间朦胧的个人感情在尹逸白为国捐躯的瞬间得到了骤然的升华！他们对真情的忠诚使我们从内心为之感到骄傲。

一部电影的价值观能不能被观众所广泛接受，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电影在叙事逻辑方面的差异，叙事逻辑的差异又形成了心理认同机制的差异，而不同的观众心理认同机制则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取向，不同的文化消费取向最终导致了电影观众市场的分流。在这个由文化价值观所造成的市场格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观众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这种价值取向主导的审美趣味。为此，处于市场竞争中心地带的电影产业必然同时处于文化价值表达的核心地带。

在影片《画皮2》中，妖狐小唯曾经为了救人而自毁妖灵，违反妖界的禁令，被冷冻在寒冰之中达五百年，这表明她在影片叙述的前史中已经站在了与人类相同的价值基准线上。在神雀儿将她从冰天雪地中救出来后，她一直都梦想变成人。小唯曾经问雀儿：“你有过人的体温吗，有过心跳吗，闻过花香吗，看得出天空的颜色吗，流过眼泪吗，世上有人爱你、情愿为你去死吗？”这些只有人才能拥有的感觉，是小唯最想得到的生活。她最后不惜用自己美艳的皮肤换得靖公主的人心，下嫁到天狼国与虎狼为伍，就是想要体验那种虽然短暂但却幸福的人类生活。对人类世界的神往成为影片突出的叙事主旨，也成为影片着意表达的一种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就是在娱乐功能占主流的商业电影中，中国电影依然在讲述着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念，而没有完全信奉“娱乐至上”的商业取向。

一部影片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正确与否，对于这部电影市场营销的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设定一部电影的文化趣味，如何确定一部影片的文化主题，这些其实都是影响一部影片市场盈亏的重要因素。电影，归根究底是一种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脱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认可，其经济市场的前景必定黯淡。所以，建构中国电影强国的时代使命，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的经济学命题，同样也是一个电影的文化价值建构与传播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