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电影《顽主》、《偷自行车的人》专业影评，每个都要1500字左右，急求。。。。。
顽主》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与其有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的前后相继，民间社会才从自己的切身感悟中，真正接纳了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竭力普及的现代人格准则，催生出相当程度的现代市民意识。王朔的顽主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王朔小说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痞子”的特性，如同“大院”里的一些缺少父母管教、在城市里到处游荡的年轻人，作者自己将其命名为“顽主”、“厚颜无耻的闲人”。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自由自在”，有意识地用“失范”的行为挑衅既定的原则。王朔“顽主”系列小说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炸毁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影片拍摄上映日期是1989年。由于年幼对那个年代我完全没有多少实体记忆，所以只能凭借当时的影像拼凑我们的父辈们正当好年华时社会上的众生相。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最好的时代。
“五讲四美”深入人心，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杂念，人人都爱人民公仆，大街上秩序井然完全归功于每个人的组织纪律性奇强，大家生产劳动积极性格外高涨，喊着口号一丝不苟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争当爱岗标兵且工作原则性极强，走个小后门就成了好大点儿事。像电影里刘美萍作为一个商店买手绢的售货员遇到熟人，最高待遇莫不过“哎，你们买手绢吗？”
与大时代背景不同的一伙儿青年：于观、杨重、马青。我们姑且先按照片中赵老师的说法叫他们“失足青年”。他们没事儿打打小牌、侃侃大山、打打哈哈。以前也总是在《血色浪漫》里听钟跃民提到“顽主”，现在终于对这两个字理解更进一步。表面看着浪费生命、不思进取，但心底却都是纯真乐天、热心善良的小年轻。本着“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成立了个什么3T公司。
我们都习惯了道貌岸然，当大学德育教授对这三个所谓“麻木不仁”的哥们一番慷慨激昂，说：“你们为什么不痛苦？你们应该痛苦！”而这三哥们却用无所谓的态度反驳说：“我要告诉你我们不痛苦呢！”什么才叫正道？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的？多少年来被教育的我们，好吧，“衣装正襟，谈吐文雅，顺便最好再带上一副眼镜”。 比起现在的人来，三个青年完全可以说得上是纯真，而且善良、热心、乐天派，绝没有现代人的忧郁和失神。而且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那种骨子里洋溢的青春、乐天、自信的劲头，这在现代来说是几乎找不到的，特别是大批“房奴”等等的年轻人所不敢奢求的精神状态。对比80年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绝大部分就像蔫了一样。
倒是那个影片中的德育教师，做“五讲四美”报告会的“高大全”形象的人，完全展示了虚伪、小人、好色、两面三刀的形象，这个社会上经常看到的“高大全”形象在三个“混混”面前丑陋是一览无余！那个时候国人就已经对“高大全”相当反感了，谁不知道“高大全”往往是“假大空”？
80年代真的是中国精神思想面貌的黄金时期，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一个真正荒诞的时代走出来，还没形成什么越来越走向反面的政治强势来钳制国人的思想，正像是清朝崩溃后，军阀混战，国民党政权还没有统一全国，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白色恐怖”呢。
难以相信，这部八八年的片子将假大空全部抛开，结结实实的调侃了一把，调侃过后又让人五味杂陈，我的伤感来源于那种主角们随性的态度又伴着的失落感，来源于于观的那句：“我不就是庸俗了点嘛。”来源于那夕阳，来源于电影中那夹杂在侃中的又忽然很正经的点点滴滴。
还有马晓晴，她在这片子里真的很可爱，不对，是非常的可爱，可爱到我也有些爱上她了！还有王迪的那首“我是顽主”，“二十七八岁时想要娶个老婆”，但“后来才知道爱情这事儿烦恼许多”，第一次是听“无聊军队”脑浊唱的，其实这个片子中才是原唱，这首歌曲简直是锦上添花，赋予这个片子更多的摇滚气质。还有片子对那个新事物频频问世的八十年代生动的总结，简直是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必看之作啊。还要最后说一句，电影比起王朔的原著，显然要厚重的多，光是那场光怪陆离的时装表演，就将本片的整体意境全面提升了。
《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开山之作，导演维托西奥-德-西卡，1947年出品，中国于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片头打着“进步电影”的标签，说是控诉了什么。本片还开了电影史上首次全部使用非专业演员的先河。荣获第二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金球奖特别奖。
之所以拿这部老电影来“娱乐”，是因为自行车（以下有时简称为“车”）今天在中国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交通工具，自行车与我们的喜怒哀乐还发生着撕不开的关系：看啦，《偷自行车的人》所荟萃的影像我们还是多么眼熟啊。 战后，意大利经济一片萧条，罗马城里有大批失业的贫困者。五尺男儿安东尼奥终于通过职介所找到了一份沿街刷广告的工作，这份工作必须有一辆自行车，而他的自行车已送进当铺。在他的老婆又当了许多条床单等东西后，我们看见安东尼奥将那辆新赎出来的自行车扛在肩上走进了那家广告公司。街市景物流动，安东尼奥的路重新与未来相通了，但是工作开始不到1个小时，一个小偷就将他的车偷跑了。
“一个穷人他的车被偷了，他就不得不到处去找。”安东尼奥说着这句话，马上付出了实际行动。车等于工作。工作等于命。因此车等于命。
随着安东尼奥找车的过程，我们看见了二手车市上与各种自行车配件为伍的小贩，在骤雨中骑车奔跑的群众，教堂里为了那碗免费菜汤才去听弥撒的“教徒”……都是一些富于贫穷趣味的事物，莫不与我们悠远而温馨的回忆有关，或切近正在体验着的现实，但通过影像看见，也有安东尼奥抓住了偷他车的小偷，但没有证据，反遭羞辱。影片的高潮部分到了。一大片自行车停在那里（好像我们在老国营企业大门外看见的那种景像）。一辆自行车停在一面墙下。安东尼奥焦虑地徘徊着，又绝望地坐在路边。一辆辆自行车车轮从他脸前飞驰而过，那闪闪发光的幅条刺着他的眼睛。洪大的人流不知从哪里涌出来，涌向停车场，无不以萧洒自如的动作推了自己的车就走。而安东尼奥孤独地坐着！
墙边那辆自行车还安全地停在那里，安东尼奥走过去也推上就走。安东尼奥骑车飞驰，而又被人追上，可怜的安东尼奥也成了小偷。看到这里，小哥的心揪紧了。一个有尊严的大男人偷了一辆自行车，是一个让人揪心的过程，尤其是他又被当场抓获，而且又是当着他8岁的儿子的面！
自始至终，安东尼奥的儿子都随他一起找车，儿子牢记着车杠上的一个记号。儿子听父亲的话先坐公交车回家，忽然发现一伙人正扭送着父亲向某个地方走去，他撕心裂肺地叫着：“爸爸！爸爸！”他从地上捡起父亲的帽子，拍拍那伙人踩上去的土。
当安东尼奥的自行车丢了，小哥听到了洪大悲怆的配乐；当安东尼奥也决定偷车，我们又听到了洪大紧张的配乐，就像其他影片中描写一个英雄正要去完成一个壮举时放送在我们耳中的乐音一样。
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时尚，最初是因为没钱租摄影棚，导演们只得扛着摄影机在街头拍摄。亦因为没钱，才想到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情节来源于最真实的生活，至今观众还能在自己生活中找到那个父亲的原型。任何时代都不乏穷人，都不乏逼良为娼，逼良为盗。在我们听惯主旋律的同时，下岗，失业，治安混乱，已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让我饿上三天，是否还能保持基本的尊严？恐怕不能。那么父亲由一个受害者变成偷车贼就是一个必然的偶然。那一刻他的痛苦，他的挣扎，我感同身受。导演维托里奥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电影史上最感人的一幕。
《偷自行车的人》几乎是每本电影史书中都要提到的经典，1948年意大利的老片。二战后百业待兴的罗马，一个城市贫民，里奇，终于得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工作的必要条件：自行车，是用全部家当换来，却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偷走。里奇带着六七岁的儿子满城乱找。最后，狂乱之中，偷了另一辆就跑，却当场被捉，被打骂，儿子扯着父亲衣服哭。车主决定不追究。绝望的里奇牵着儿子的手，缓缓隐没于人海之中。这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也是将意大利导演德西卡推向巅峰的作品。在后现代主义、先锋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各种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并不认为当年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时尚，二战之后的意大利经济陷入了将近瘫痪的困境，最初是因为没钱租摄影棚，导演们只得扛着摄影机在街头拍摄。亦因为没钱，才想到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情节来源于最真实的生活，至今观众还能在自己生活中找到那个父亲的原型。任何时代都不乏穷人，都不乏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有时候我会常常问自己，如果让我也陷入里奇那种慌乱不知所措的状态时，我是否还能保持基本的尊严？我怕我不能。那么父亲由一个受害者变成偷车贼就是一个必然的偶然。那一刻他的痛苦，他的挣扎，我感同身受。导演德西卡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电影史上最感人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