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关于新华广播广电的书籍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1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7)》等等。
_新华广播是延续“延安广播”精神,让不消失的电波传响在人们耳边。新华网立足于PC端和移动端,新推出的“新华广播”。目前“新华广播”主要划分为“要闻”、“深度”、“娱乐”、“读书”四大板块。“要闻”立足于新闻本质,第一时间向听众推送当日重磅、热门新闻资讯。“深度”着眼于热点话题的调查、追踪,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娱乐”板块侧重于播发服务、娱乐性资讯,以更加轻松的方式满足听众轻量化的信息获取需求。“读书”板块将在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中,另辟蹊径为听众建立一个慢阅读园地。全新的“新华广播”还将添加点赞、分享等互动功能,集成新华社全社优质资源,为受众提供丰盛的资讯“听觉”套餐。
_新华广播节目类型包括自办节目、转播节目以及其他形式的聚合。涵盖新闻、文化、娱乐、体育等方面70余档节目。自制类节目包括:《时政早报》、《财经早报》、《国际早报》、《时政晚报》、《财经晚报》、《寰宇看中国》,每日两个时段、共六档时政、国际、财经新闻简讯节目,由网内相关采编部门供稿。同时,我们为新华网广东分公司定制、每日播发地方新闻栏目《新华广东之声》。
『贰』 哪里找 201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pdf
夏泽网有 中国电影年鉴 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资料,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叁』 电视台与广播电视台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广播泛指官方下设并有一定受众人口数量基础的播放载体,包括电台及电视台,但基于早年很多人对广播的第一理解就是泛指电台,所以现今两台合一改革后(电视台电台合并),基本统一采用“广播电视台”这样的叫法,这里的“广播”是指电台,而非传播领域的Broadcasting。例子:广州广播电视台(由原来广州电台和广州电视台合并组成,并各选原两台级领导成员进入新合并后的“台”领导班子)
(3)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6扩展阅读:
A·技术领域对比:电视节目制作难度大于电台节目制作。这个比较几乎没可比性,纯声音节目的制作与包含了声音及视像内容制作的对比,属于个人乐手与交响乐团的后期人力级差对比。
B.艺术领域对比:电台节目主持人难度大于电视节目主持人。行内公认的职业难度排位是广播主持人比电视主持人难得多,两者都做得好的少之又少。按广州两台改革合并后的主持人重新配岗来看,电台主持出身的主持人呈现出压倒性优势地占据了合并后的电视节目岗位,特别是有一定形象保证的电台主持人。再看整个广东地区能叫得出名字的主持人,几乎都是广播出身的主持人,不管后期有否做电视,但知名度早已高高占据了上风。深究原因,与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行业要求及特性相关。很多大学主持播音专业的学生都会被训练两个区域的节目主持学习,但十有八九学习后均表示难以胜任电台主持工作,电视反而轻松拿下。这里主要原因是两者的职业艺术及技术难度要求不一样,国内电视主持目前普遍属于对着字幕读稿的工作,需要用脑袋里的东西少之又少,一般人经过简单训练均可上岗,难度系数不大,配合导演各方面要求更重要一点。广播电台主持人则刚好相反,说的话全是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导演或编导在外面只是直播时的助理而已,底子弱点都撑不下去,两者角色完全相反。加上广播电台主持人常年需要主持直播类大板块节目,如每天两三小时的互动游戏节目及综艺类最明显,实时直播及不容许差错,锻炼出很多反应能力强、口才出众、互动能力强的真正主持人。行内常见现象,电视主持主持电台节目,几乎没法听下去,比入门级还入门级。电台主持主持电视节目,几乎都是活力无限反应灵敏以及个性出位,但个别镜头感不佳的电台主持人确实会出现不能适应镜头,说话对象感未能从麦克风调整到对镜头,多少有点镜头前不自然的感觉,这个问题在习惯主持大型舞台晚会等现场活动的主持身上会好点。建议:学基础及主持人能力,到电台去,3年等于电视10年都不只的功力。但要拉升知名度及行业价值,最终还是要主持电视节目,两者身价差别,目前来说都是名主持的话,电视高。但如果电台名主持和电视普通主持的身价没法比,明星和小钓丝的区别,电台高。
『肆』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伍』 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的《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
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课题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四家权威机构从2007年开始联合推出的大型实战课题,经过三年多的研究,课题组已经发表了近400万字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成为了一线电视从业者的必读丛书。“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也受到各大电视机构的认可和接受,纷纷将这一指标纳入本机构的考评体系。在2009年视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课题组在前几年研究的基础上又加深了对“网络影响力”的研究,
▲ 2007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推出了《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大型实战课题,提出了“网络影响力”的概念,并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率先运用于电视业的评价当中。
▲ 2008年6月,第一届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颁奖盛典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课题组正式发布《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2008)》,在中国首次以MBA案例方式全景展示电视发展进程。
▲ 2008年7月,开发出国内第一套网络影响力调查系统与平台。
▲ 2008年12月,《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2008)》被评为“中国广播电视十大创新报告”。
▲ 2009年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接受“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与体系”(一种面向媒体的网络影响力指数计算方法)的专利申请,成为国内广播电视领域第一个软科学专利。
▲ 2009年6月,第二届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颁奖盛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同时发布《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2009)》,该报告为国内第一本网络影响力的量化报告。
▲ 2009年6月,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高峰论坛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
▲ 2009年9月,南开大学加入课题组。
▲ 2009年10月,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课题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2010年度重点课题。
▲ 2010年1月,“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与体系”(一种面向媒体的网络影响力指数计算方法)的专利受到北京市科技委员会的认可,并予以资助。
▲ 2010年6月,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论坛的主题为“视网共赢:三网融合背景下的中国电视发展战略”。
▲ 2010年6月,第三届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颁奖盛典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同时发布《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2010)》,是中国首次以MBA案例方式全景展示电影电视发展的年度性报告。
“《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申请专利实现了两个零的突破,实现了两个根本改变”,“这一做法既实现了我国广播电视领域软科学方面自主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零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处于空白的局面;又实现了我国媒体评价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零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媒体评价工作长期以来完全依赖外国知识产权成果的做法。”“此举并不仅仅是该评价体系自主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体现,更是创新成果进行生产力转化的基础,为其他媒体领域的创新与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马文喜教授认为:“网络影响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乃至世界首次从网络角度对电视进行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活动,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
『陆』 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广电)由财政部出资,广电总局负责组建和代管,注册资本45亿元。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负责全国范围内有线电视网络有关业务,并开展三网融合业务。实际上,组建国家级广电网络公司的方案讨论已逾两年。
早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已经明确指出,在2010-2012年试点阶段“以推进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阶段性进入为重点”,并“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初步形成适度竞争的产业格局”。
2010年8月,广电总局成立了国家级广电网络公司筹备组。
2016年3月7日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向工信部提交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申请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
2016年5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履行法定程序,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
2018年11月22日,在贵阳举行的全国“智慧广电”建设现场会上,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在讲话时宣布,工信部已经同意广电网参与5G建设,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后简称国网公司)正在申请移动通信资质和5G牌照。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6)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6扩展阅读:
2019年3月21日,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融合发展战略合作签约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阿里巴巴集团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有线电视网络“全国一网”融合发展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完成中国广电对各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资产和资源整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柒』 “精品思维”铺设“桃花源”之道,中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如何“破局”
近年来,国家加强对网络剧的审核,反对内容“注水”,网络剧、网络综艺上新放缓,2020年这两大网络视听节目逆势增长。国产网络动画则发展势头迅猛,上新数量再创新高。网络电影上新并不乐观,但正片有效播放量大幅提升。
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快手(01024)、腾讯(00700.HK)、海信视像(600060)、光线传媒(300251)、星期六(002291)等
本文核心数据:网络剧数量、网络综艺数量、网络动画数量、网络电影数量
2020年网络剧和网络综艺上新数量逆势增长
网络剧是专门为电脑网络制作的,通过互联网播放的一类网络连续剧。与电视剧一样,网络剧一般分单元剧,单本剧,连续剧,其优点在于互动性、便捷性,由观众随意即兴点播,因而深受年轻网民的青睐。
近年来,国家加强对网络剧的审核,反对内容“注水”,2016-2019年我国网络剧创作数量持续下降。不过,2020年网络剧数量大幅反弹,网络剧数量达到310部,同比增长12.73%。
『捌』 当前广播电视产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近日来,随着中美贸易战摩擦的加剧,“华为”“5G”等名词频频占据各大平台首页。而美国方面之所以要对华为严防死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然而5G虽热,普通民众对它的理解大多数还仅仅停留在字面上--5G,就是比4G的传输速度更快。其实事实并非如此,5G不仅意味着信息传输方式的升级,它还将带来一次重大变革,万物互联的时代将会到来,科幻电影里“无物不联网”的场景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画面。
面对这样的重大变化,广电行业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会迎来怎样的变化?需要做哪些工作来应对这些变化呢?
▍5G商用元年开启
风起于青萍之末。2018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实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这是5G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显示了这项新技术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2019年1月9日,在中国广电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确定将以“智慧广电”战略为主线,推动广电网络整合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5G正在向我们大步走来,而广电媒体将成为拥抱5G机遇的重要参与者与建设者之一。在此背景下,各地方广电单位已经开始在诸多业务领域积极布局,筹谋发展。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这标志着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5G的理论速率可以达到每秒10G,特点是低时延、高可靠、高密度。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人士曾表示,当前全球5G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5G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
可见,5G系统是我国实施“网络强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更是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战略高地。
▍积极行动拥抱5G时代
面对呼啸而来的5G时代,广电行业早已开始积极创新,大胆布局。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直在融媒体建设上展开大刀阔斧的尝试,和腾讯、网络、阿里巴巴等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在云平台、大数据、移动客户端、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布局5G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华为等合作建设“5G媒体应用实验室”。
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其中对于推进4K超高清电视内容建设、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供给等作出了部署。
对于广电行业如何加快行业创新应用,该计划提出将加大超高清电视采集制作、总控播出、互动分发、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等系统建设投入,推动超高清电视直播频道建设;加强超高清视频点播平台建设,构建支撑超高清视频生产、聚合、分发、应用的融合业务平台;推动超高清电视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IPTV和互联网电视的应用。
湖南广电等地方台也在积极应对5G带来的新变化。
2019年5月17日,“5G马栏山”发布会在湖南广电中心开启。发布会展示了平时难得一见的5G黑科技产品,拉开了湖南广电5G应用的帷幕。芒果TV与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共同启动“5G+4K+VR”大视频产业合作,并同步在湖南IPTV上线“5G+4K+VR”视频专区,为生活“智能化”时代拉开帷幕。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加速迭代,电信5G网络传输速率的质变不仅为打破4K/8K视频传输瓶颈、实现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可行性,还将通过VR、360全景、4K/8K超清直播等多元观看方式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此外,截至目前,已有近20家省级广播电视台、省级广电网络公司就5G业务与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5G技术离人们越来越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先进的技术,才会使得优质内容得以优质呈现。传媒行业的大发展历来是基于各种拍摄、制作和传播新技术的进步。当前传媒行业面临的5G新时代更是如此。
其一,人工智能技术将给传媒行业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发挥作用。基于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实现平台自己编辑内容,并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分发。此外,人像识别、广告精准投放等技术也都开始在各平台获得广泛应用。
其二,传媒行业可以通过“5G+物联网”,打造“传媒+生态系统”。5G时代信息传输通道的整合不仅仅是简单的三网融合以及新旧媒介之间的融合,还将会是一个“万物互联”的高速移动互联时代。
过去媒体的输出端是有限的,局限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平台;而在5G时代,这些输入输出端口将会面临颠覆性改变。例如,可以利用5G开展智慧家庭服务,把那些与家居生活相关联的屏幕互联互通,可以为平台用户提供各类现实生活的信息服务,比如购物、家政、租车、找工作、房屋租售等。
此外,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以将机顶盒等广电技术和终端运用到工程建设等领域,通过用户定位进行量身定做的智能匹配。
其三,5G的到来拓展了全新的VR(虚拟现实)应用场景,也使得AR(增强现实)能够进一步发挥技术优势。
VR/AR应用对视频画面传输、延迟性以及语音识别和手势感应等方面有极高的要求,5G高速率、低时延等技术特点能够充分满足相关要求,能带给消费者更好的视觉感官体验,又由于5G技术的这些特性能够满足VR/AR设备对网络的要求,将有力促进VR/AR云的发展,并且将大大扩展其应用场景。
5G技术将给广电行业插上有力飞翔的翅膀。得益于上述三方面的助力,广电行业的服务能力将更强、用户的体验也会更好,将会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回归。
5G时代的到来,对于广电行业来说,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新机遇,同时也是个全新的挑战。
首先是对人才的挑战。广电行业既有的人才储备优势主要在于内容制作方面,5G技术目前还未完全成熟,专业人才稀缺,并且未来5G在广电行业的应用还会涉及物联网、人工智能、VR等技术,这些技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来推动实施,而既了解广播电视又掌握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就更加稀少了。
所以,广电行业在推动5G应用中,首先将要面对的将是人才缺乏的挑战。
其次,5G对广电目前的管理机制也提出了挑战,广电行业目前受制约最大的是非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相似的国有企业的机制,更不要说与民营企业的机制相竞争了。
要在5G时代迸发新的活力,广电既有管理机制势必需要进行相应的创新。
最后,观念要转变。思维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5G既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又是属于大数据的,更是属于人工智能的。因此,广电业首要的是要转变观念,树立起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和人工智能思维,否则再好的技术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也应看到,人之所以能永远不被先进技术所代替,恰恰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离不开磋商、交流,人不能只成为工作的机器,沟通、善良、互助才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动力。
广电行业作为服务人、影响人、引领人的特殊行业,怎样实现更好的发展,展现更好的社会价值?这个答案就是,让优质的内容插上新技术的翅膀,借助新技术释放新动力,展现核心价值。
『玖』 电影业赶日超美 2016年后的中国娱乐传媒产业会是怎样
这次通过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和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以及草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如果这两个变化确实执行下去了的话,这可能是电影审查制度彻底变化的第一步。
我们先来看之前的审查规则是怎么写的:
第二十三条 应当将其摄制完成的电影报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查申请之日起20日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本法规定的,准予公映,发给《电影公映许可证》;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不准予公映,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原先的草案里面,审查要分两步,本地初审,广电复审。而这次通过的条纹是这样写的:
第十七条 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将其摄制完成的电影送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电影主管部门审查。
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电影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本法规定的,准予公映,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并予以公布;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不准予公映,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电影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法制定完善电影审查的具体标准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布。制定完善电影审查的具体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注意“或者”这两个字。这意味着,未来省级行政单位与广电一样具有电影的终审权,一样能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
有一些未能明白事态发展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虽然审查下放,但是下面单位为了保证不出事,不背锅,审查只会比以往更严。更有甚者可能会去揣摩上面的喜好口味,来审片。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原因很简单,省级行政区的审查部门,不归广电直属,而归省级行政区直属。
这个区别在哪里?
官僚体系的规则是,下级部门的行为方向永远受上级部门的利益取向所左右。广电是没有营收的部门,电影产业的收益再好,在明面的规则之内广电也收不到一分钱。相反,一旦一部电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广电一定要背锅。所以从利益取向上,广电当然会倾向于从严审查,甚至吹毛求疵,只为不犯任何错误。如果省级行政单位的审查部门直属于广电,那么一定会服从广电的这种审查取向,而更加严格地审查,避免背锅。
但是省级行政区不一样。一旦省级行政区培育了一个强大的电影产业基地,这个产业基地就会源源不断为省级提供税金,这本身就是政绩。在这种条件下,省级有动力去压制直辖于自己的电影审查部门,减少电影产业的障碍。
除港澳台之外,中国有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总会有一些行政区会愿意为培育自己的电影产业而大开方便之门。未来的电影产业就会向那些愿意开放方便之门的地区集中。这次把审查权下放给省级单位,恐怕就是为了在电影产业上面开一个口子,让各个省自己去竞争,在电影产业上恢复过去的地域竞争模式。如此一来,如果搞砸了,立法的人没风险,广电没风险,只有那些愿意冒险在电影产业方面搞政绩的省级官员会承担风险。谁拿收益谁冒风险,这是符合发展需要的。
至于说广电要制定审查标准,这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条文过于宽泛,省级自然有相当大的自由量裁权,按照前文所说的情况,必然有省级愿意放松管制。如果条文比较细致,就变成了“审查规则明文化”。记得当年陈云关于“新闻法”说过什么吗?审查规则明文化其实是审查弱化而不是强化。更何况,这种部委制定的规范,对地方往往缺乏强制力。
这个条文确实十分令人惊讶,与去年的草案相差很大,几乎是明摆着要松绑了。这有可能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开始放松文化产业管制以求更好的经济发展。
所以,可以预见,如果这些条文被完整地付诸实施,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会放松一大截。至于这是不是能让我国的电影质量再上一个台阶,就得看电影界的诸君了。
『拾』 求关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的分析
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 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 、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 ,重申执行双百方针。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其主要特点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 。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2008年共有44部影片出口到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收入总计超过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其中《功夫之王》取得6.7亿元、《赤壁》1.936亿元、《长江7号》1.497亿元。研究制订了《广播影视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协调商务部,对36家重点企业和39个重点项目从信用保险、资金奖励等方面予以支持。继续牵头组织国内影视机构联合参加戛纳国际影视节展,重点加强海外营销和宣传推广力度。2008年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影视节展,出口额已经达到近千万美元。
对外交流合作程度不断加深。2008年共有270部次影片参加116个国际电影节,其中有39部影片在23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68个奖项。在日本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的“2008东京中国电影展”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全程观看了中国影片《赤壁》。主办了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发表了推动中国与东盟广播电视领域更深入广泛合作的《北京声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培训了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300多名广播影视从业人员。抓住奥运契机,加强了与境外主流媒体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