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一个都不能少》:13岁的女老师,张艺谋“极端的真实”
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群体之中,张艺谋以其独特的方式与电影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影坛上,创造了属于他个人的神奇故事。 在与其他“第五代导演”了创造“民族志”电影,同时也为自身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
在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之中,他特别热衷于“宏大视角下的民族故事”,同时通过深层文化观念和传统人格模式的巅峰来概括们民族的文化与 历史 。在早期所执导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中都有着 张艺谋特有思考的影子,并在他独有的视听语言,象征,隐喻,反讽下,将特有的神话思维民俗仪式化 。这使得张艺谋所执导的民族电影带上了民族寓言的色彩,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留下佳话。
纪实性电影观念,也在“中国第四代导演”的推动下得以流行与接受,到了80年代,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又开始了以 “创作个性,反思传统文化” 迫使纪实性渐隐。如果不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群体,中国电影还停留在“二战电影”时期,是他们以学院派和本土传统民俗的结合,使电影变得有趣。90年代, 张艺谋又以《秋菊打官司》,重新扛起了纪实性的大旗, 现实主义与电影美学达成了和解 。 随后所推出的 《一个都不能少》更是达到极端真实化 ,也在电影史上更具意义。
张艺谋颇具实验性的剥离了纪实风格淡橙的形式特征。 影片中所有的演员都采用非职业演员,且保留这些演员们的真实姓名身份。 这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保留与前卫 探索 ,哪怕在此之前的《秋菊打官司》,张艺谋也仅仅只是选取了部分非职业演员。在拍摄时,张艺谋为达到临场感,在摄制现场同期录音,仅有少量的音乐与音响作为电影的情绪叙事。这些完全不暴露摄影痕迹的表现,反而达到了“反朴归真”的效果。
这种极端的真实化,对《一个都不能少》的摄制有着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带来了电影摄制的一种无技巧的技巧。电影改编自施祥生非虚构性小说《天上有个太阳》的不无假定性的电影,原著中的故事也并未是完全的真实。张艺谋在其创作时,实质上是以第三人称的自述所主导,他并非是按照原著一笔一划的还原故事。
返回现实乡土题材的张艺谋,也许是想在现实中再度创造真实的神话,但是这却还是他的一厢情愿,在以“民族志”为主体的“民族史诗”电影的光影已经悄然褪色。尽管张艺谋在《一个都不能少》极力去用这种技巧性去重构电影,但是 当“真实”成为极端的真实化,纪实性就还会被破坏,这种追求艺术与表现的风格,除了具有真实性外,还会留下“思想与深度”的缺席。
安德烈·巴赞说的:“ 在主题面前, 一切技巧趋向于消除自我, 几近透明。 ”文学所构造的文字是直接且直白的,它在电影面前极容易丧失无限的想象空间与形式上的美感,这也使得在文学原著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原著是质朴透明的材料,而电影则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无形式感的叙述。
在严格意义上《一个都不能少》抛离了原著,是对 情感 与思想重新叙述的故事,是张艺谋的主观意念主导的电影,而张艺谋的矛盾构造,色彩美学,影片叙述也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影片纪实分风格的叙事。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开始,张艺谋就以“目击者”的身份开始对准:某地区的边陲村庄,一间破房,一名老师,28名学生,1到4年级混合上课的混合班,下课的铃声是根据房顶上的柱子光影。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如此热爱着生活,珍惜着每一支粉笔。
当唯一的老师要探望回去病重母亲的时候,村长也只能请来一个不过刚满13岁的还来临时担当老师,这“一个都不能少”也成为了她神圣的目的,但11岁的张慧科也使得她不得不走上几百里的山路,去寻找这位丢书的学生,在粗糙与窥视镜头的背后,直指是山区基础教育的落后,“城市”与“乡村”巨大反差衍生的局限与忧患。
从“乡村”的强者再到“城市”的弱者,魏敏芝经历了许多的困惑,陌生,与强烈的孤独。这也使得魏敏芝从最初想得到50块钱的实际目的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爱与关怀。 一个自身需要爱与关怀的孩子与对另一个孩子爱与关怀,是伟大的,但与此同时她也是无知的。
魏敏芝在面对电视电台采访的“山村学生为何失去”的提问,她只能以“他们家缺陷”一句话来回答,这种质朴,真诚的回答,无知者无畏。就魏敏芝这个人物角色在表演以及电影中所承担的作用,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察(两届金棕榈大奖得主,56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主席)也评价道: 影片中魏敏芝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一刹那是电影史上最感人的瞬间之一, 仅此就足令整个电影节为之动容。
在整个电影的故事中,观众们伴随着魏敏芝从“乡村”走到“城市”,虽然走过了上百里的路,但是这场跨越却是徒劳无功的。 “ 开放,世俗,冷漠”的城市与“封闭,落后,质朴”的乡村之间的鸿沟 ,魏敏芝无法改变也无可奈何。它的填平只能靠来自城市主流群体,正如影片的最后,电视台将主流 社会 人群所贡献的物资送到了水泉小学,传达出了城市与人大众的人关怀精神,这也将使得电影更贴近平衡的心态。
虽然《一个都不能少》有着其叙事形态,线索,主观化的局限性,在广度与深度上难以展开拳脚,但它依旧是杰出且具有代表性的电影。
张艺谋在致戛纳电影节的信中写道: 《一个都不能少》表达了我们对孩子的爱心和对我们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现状和未来的忧虑 。 最终张艺谋所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斩获的银狮子将之后,《一个都不能少》终斩获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 金狮奖 ,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故事片 。
张艺谋自己也如此评价道《一个都不能少》:
电影在海内外大获成后,国家版权局也为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下发了版权保护统治, 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问题的正式保护 。众多的电影人与观众,也终于认识到美国电影史家理·希克尔所说的“令人振奋的主题,远比明星和类型本身重要。”
只是可惜的是,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消费主义和 娱乐 精神的下,“振奋的主题”又被消解了。好的是,随着《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战狼2》的出现,这种“振奋的主题”也好像越来越多了。
[1]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
[2] 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
[3]《一个都不能少》:“寻找”结构与放大性格,峻冰
B. “后舍男生”黄艺馨客串《八只鸡》演技如何
第14届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入围影片《八只鸡》即将于7月19日在全国“静心”上映,这部由高建国执导的儿童艺术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本世纪初的南方小镇上,8岁男孩宁小山在卖鸡过程中所遭遇的各色人物、社会风情以及征服恐惧的故事,成为今年暑期档最让人“静心”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来自浙江宁海的本土非职业素人演员纯真质朴的表现,为观众贡献了一出温情感人的好戏,而“后舍男生”黄艺馨的精彩客串,也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电影《八只鸡》由魔灯(宁波)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恒星璀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富乐高盛(海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将于7月19日全国上映。
C. 安阳婴儿的介绍
《安阳婴儿》是导演王超的第一部影片,也是王超的同名中篇小说,原载于《小说界》2001年第1期,入选人民文学2001年年度小说精选集。后拍成了同名电影。作为一部充满中国文化哲学意味的诗电影,导演以精炼而节制的镜头语言,诚恳且有力地阐述了当代中国的人性现实。影片以纪实的拍摄手法——非职业演员出演、直接操...方言对白、同期录音;镜头语言则以呆板的固定长镜头以及景别较大的远景、中景为主。精心经营的看似不经意的朴素的构图,极少音效、零音乐的设置,使本片返璞归真,回到电影的童年时代。
D. 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
新现实主义是西方现代电影流派之一。受19世纪末作家维尔加所编导的真实主义文艺运动影响,是批判现实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发展。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描绘法西斯统治给意大利普通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方法上注重平凡景象细节,多用实景和非职业演员,以纪实性手法取代传统的戏剧手法。首部影片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代表作有《偷自行车的人》(1948),《橄榄树下无和平》(1952)等。现该派虽然没有过去声势浩大但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亦在当代中国的电影中也时有显示。
新现实主义电影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在意大利出现的,它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甚至令人震惊,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一电影学派竟然异军突起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面临全面崩溃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中,更主要的是它完全以崭新的独特的表现风貌,突破了以往西方电影的部分传统或陈规。 第二是影片的真实性。众所周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的美学特征之一,是它力求场景的逼真感。几乎所有的新现实主义影片都是把摄影机搬到实地去,在简陋的街巷,故事的实际发生地--贫民窟、破产的农场--倒塌的楼群中进行拍摄,这一做法在当初虽然是带有偶然性,但到了战后由于摄影栅大部分已破落,不能使用。即使使用,也是租金昂贵。无奈被迫只能更多的采用实地场景拍摄。然而这种做法却在客观上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性,自然的同影片的表现内容相适应,而其在一些影片雇用一些非职演员扮演角色,甚至是主角。这一做法就其原意而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后来证明这一使影片有着更多的真实性而排除影片的演出性的措施是有其片面性的。
我们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综合起来观察,是否可以说它实际上是突破了欧美电影那种戏剧化叙事特征,而树立了一种反戏剧的电影美学样式。在此以前的大部分欧美电影都是局限在叙述故事的表现方法上,而新现实主义影片却是努力想再现生活,而且是基本上按生活的原貌去再现。作为新观实主义电影的理论奠基人,著名新观实主义电影编剧柴伐梯尼就说过,新现实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及其最重要的新意就在于它证实了一部影片并不一定需要有一个故事,即一种根据传统臆造的故事;新观实主义的最大努力就表现在它尽可能使叙事浅显,讲得尽可能简明。总之它不是故事,而是一种实录,一种记录精神。在阐明新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的同时,柴伐梯尼也从理论上为这一学派辩护。他把新现实主义电影视为一种(现实的)实录。因为他认为生活就是艺术。他说过:街头巷尾,日常琐事充满着感人事件,只要你悉心去注意,你就能找到艺术。显然,柴伐梯尼是不主张对生活进行归纳、综合和提高后作为一种生活的本质去表现的,而只是局限在对生活现象的罗列,这种创作方法很多是属于自然主义的。这可从他的《偷自行车的人》、《温培尔托一目》、《米兰的奇迹》等影片看出来。但是,应该承认,新现实主义电影及其主张的这种生活即艺术论,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电影市场,却有着它必然的历史地位。它象一股汹涌的激流冲击着陈旧的欧洲电影界,甚至也冲击着好莱坞、迫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去考虑改变自己固有的制片方向。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手法和美学主张,促使以后的电影理论界不论在电影的叙事手法,蒙太奇剪辑、摄影、表演,以致在剧场景的结构上都出现新的论证和观点。最明显的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即长镜头理论,反对单镜头剪辑,而主张像一些新现实主义影片一样,更多以段落或一场戏作为一个剪辑单元。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剪辑方法,才更符合生活。
在西方电影界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甚至还改变了欧美电影界对男女演员的审美标准,即欧美电影以往注意的首先是脸型、身材。而新现实主义电影出现以后,关心的则是《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的女主义公安娜·玛尼阿尼式的演员,也就是说更强调了气质。这一观念的转变,在至在八十年代后期的美国新好莱坞的电影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印签,如简方达等。可见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是划进代的。 Ladri di biciclette (1948)
战后,还未能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意大利,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影片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失业者,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失业者。(拍完影片后,他继续失业。)
最能代表新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这部影片常被人冠以新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或“至高点”等殊荣。荣获第二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金球奖特别奖。
开创电影史上首次全部使用非专业演员的先河。
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堪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中最具才华的导演,一生中四次获得奥斯卡奖。
温别尔托D Umberto D (1952)
描写了战后一位收入微薄的退休老人的生活。
还是德·西卡的作品,有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偷自行车的人》,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极度绝望,同时又充满温情的作品。德·西卡还是一位煽情大师,很少有人能不流泪地观看此片的最后一场戏。
Rome,Open City (1945)讲述了游击队员由于叛徒出卖英勇就义的故事。
这部影片完成时,战争尚未结束,故事结尾德国军官枪杀神父的场面是对德国法西斯反人类、反上帝的控诉。此片的很多手法后来被其他导演纷纷效法,堪称新现实主义开山之作。
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费里尼说罗西里尼影响了他一生。1948年罗西里尼执导《德意志零年》又标志了新现实主义全盛时期的另一个高峰。今年是这位大师诞生100周年。
八卦一点的故事:已经成名的英格丽·褒曼看到此片后,竟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和在观众心目中美丽圣洁的形象,主动追求罗西里尼,最终两个人冲破重重阻碍(包括和原来的配偶离婚),开始了一段旷世恋情。
大地在波动(1948)
关于西西里岛一户渔民为了改变贫困的命运,冒险创业最终惨遭失败的故事。
这部影片被认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其中含有大量纪录片式的场面,描绘了西西里岛渔民的丰富而真实生活状态。影片中不时加有话外音,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有点像政治宣教书。但这并不影响影片的可看性,那些丰富的细节带给我们的感受远远超越了语言。
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与罗西里尼及德·西卡并称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三位大师”。今年也是这位大师诞生100周年。